【西班牙v英格兰看球手记】维罗尼卡的双重人生

体坛周报特约记者汪天艾发自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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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她脑中不停地想，这不可能是我的人生。如今，她想到，自己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想：这不可能是我的人生。”（伊丽莎白·斯特劳斯，《奥丽芙·基特里奇》）

八年后，我又坐进了球场的新闻中心。

八年前的欧洲杯预选赛抽签仪式是我报道过的最后一个体育现场，那个二月冰天雪地的波兰，卡佩罗作为英格兰主帅被记者们的长枪短炮顶着问起刚被免去队长袖标的特里，作为卫冕冠军的西班牙还在等待队徽上方的第一颗星星，舍甫琴科站在台前当抽签嘉宾，背后的大屏幕上闪过他把金球奖奖杯放在恩师墓前的镜头。八年后，在维也纳捧杯的西班牙队里只剩下拉莫斯一人见证着“黄金一代”的落寞与更新换代；英格兰经历了一个全民狂欢的夏天，教练席上的意式铁腕换成了彬彬得体的英国绅士，当年的话题人物特里在上周宣布退役；舍甫琴科接过乌克兰国家队的教鞭要带着自己的祖国去打欧洲杯预选赛了，而欧足联在真正的预选赛开始前一年发明了需要一个五分钟的幻灯片放映才能讲清楚规则的欧洲国家联赛。也是借由这个机缘，我在结束体育记者生涯转行去做诗歌研究与翻译多年以后，又有了重温旧梦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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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前日，新闻中心下午五点正式开放。差五分钟开门的时候绕过熙熙攘攘在球员入口翘首期盼球队大巴的西班牙球迷，找到了球场拐角处小小的一扇门，上书“媒体入口”。门口已经有一群记者在排队，凑近一听，果然都是英国记者，背着各式各样大型赛事官方的书包：从罗杰斯杯到温网，从上一届欧洲杯到更久以前的欧冠决赛，五花八门，好似一种隐形的身份认同。

新闻发布厅一片有序的混乱，抱着电脑不停打字的文字记者、举着话筒戴着大耳机念念有词的电台记者、在最后排的空地架起高高的脚架调试机器的摄像记者（中途只听“哐当”一声差点毁机）…… 塞尔电台的记者大叔帮新闻官试同传设备，抓起话筒即兴做了一段关于假想首发名单的解说。不停有新到的记者进来，每个人进来都掀起一阵贴面、拥抱、互相大力拍胳膊的骚动。跑同一样赛事的记者总是这一些，于是每一场赛前都是老友重逢即视感，喧闹得就像新学期开学第一天的小学生，站在房间两端的摄影记者端起长枪短炮互相拍照。

等西班牙的发布会结束之后，房间里的记者开始大挪移，英国记者纷纷挤向前排瞬间身边全是各色口音的英式英语。正在社交网络上刷到《镜报》足球主笔约翰·克劳斯新发的消息，一抬头就看见本尊在前一排用“二指弹”的神功飞速地写着稿件。一个刚从英格兰训练场地回来的记者喘着气在我旁边坐下来，高声向所有没去看训练的同行们宣布：“全场训练唯一亮点是凯恩穿了一双粉色的球鞋。没错，粉色的。”引来一阵哄笑。英国广播公司花白头发嗓音迷人的老记者特里·巴彻纳忽然举起一个嫩绿色封皮记事本问众人：“有谁上一场打克罗地亚比赛丢了这个吗？”一片否认的声音中间忽然听得有人喊：“搞不好现在有一个克罗地亚记者正在疯狂地找它。”又是一阵哄笑。发布厅忽然变成英式冷幽默现场。

这样一片暖和的哄闹实在令人甘之如饴。刚刚过去的一周，博士论文定稿提交，答辩将近，紧接着家中被入室盗窃损失电脑及多年译稿若干，在马德里阿托查火车站等待去塞维利亚的高铁时还在马不停蹄地写答辩陈述，这样的跌宕之后，坐进发布会现场，听着周围同行们噼里啪啦的打字声，真真如同发一场舒心的梦。身旁西班牙《世界报》的记者回头问了坐在后排的同事一个哲学问题：“你觉得莫拉塔在寻找快乐吗？他能找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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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真是一个好题目啊。十几年前我的快乐是什么呢？中学时代每周一、三、五中午12点一下课就冲出校门奔向报亭，之后长长的午后时光，太阳从教室窗户照进来，和好朋友一起抱着报纸做白日梦——看着上面耳熟能详的驻欧记者的名字，幻想着上大学了去念西班牙语、当体育记者。后来真的为此学了西班牙语专业，开始给《体坛周报》做特约记者、给《足球周刊》写球员和教练的人物特写。在西班牙交换的一年开始做现场报道，第一次去巴塞罗那跟戴维斯杯决赛时被别的记者问起年龄还会担心回答19岁不被重视而含糊地讲“20岁上下”。八年前在波兰，结束工作走出新闻中心的时候，纷纷扬扬的雪花里，想到第二天会出现在报纸上的稿件（那是我在这份陪伴自己长大的报纸上发的第一篇报道），一时间，觉得寒冷的华沙什么景致都是美的。如今想来，那恐怕真的是那个年纪才会有的心情吧，以至于后来，每当读到不同球员谈起第一次为从小支持的俱乐部一队登场的心情，总会回想起那一天华沙的白雪与红屋顶。

当年回国以后，遇见的人发生的事始料未及，毕业时选择了与最初设想中完全不同的路。那一遭决定做得坚决，仿佛为了给这样的选择提供旁证一般，急于否认曾经的自己，连同那几年早上六点拍起来写稿到九点四十五冲去上精读课的欧冠清早和晚上下了课继续赶截稿到凌晨的出报日前夜的记忆都一同埋葬了。直到这一番重温，才想起当时当刻真的是快乐的。林夕说他写《再见二丁目》的末节“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如能忘掉渴望，岁月长衣裳薄”想谈论的是快乐的真谛，他的歌手却偏觉得这是在谈“自爱”。然而说到底，这何曾不是殊途同归。八年前觉得，总要生活在别处才是满足，好像人生非此即彼，非得100%甚至120%的浓度拥有一种命运才能满足。

整个大学时代，双重人生带来的更多是焦虑，到了毕业年级几乎焦虑到极点，文学和体育，我最爱的两样事物，成了生命中最大的对立存在，仿佛非得决绝地放弃一个追求一个才好。八年后却蓦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可控的分裂”人生给了我双重的避难所，我始终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比重需要着它们。步履不停，步履不停，人生的快乐最后无非寄于平衡的命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