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绝不能走西方之路①：职业化改革彻底失败

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 梁熙明

小小的中国足球，一时又成为中国社会承载负能量的热点。

中国足球某位名人在综艺节目上，与篮球界名人互喷口水，美其名曰“吐槽”，加上一把手上央视接受盘诘，以及中超中甲接连出现俱乐部关张散伙，在即将公布新赛季准入名单的时刻，面对天下大乱，中国足协明显失控，只得当起鸵鸟，再三押后联赛准入时间。

陈戌源应该算得上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倒霉的足协主席，近期远期，种种积累的矛盾，加上从未面对过的疫情，一齐爆雷，圈内的不服他，圈外的攻击他，一把手可谓掉进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

事实证明，始于90年代初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完完全全地失败了。中国体育史上，没有任何一个项目，像足球这样，失败得如此彻底。

竞技上，国字号成绩大幅度退步，一线队跌至亚洲三流，啃不动以往冲两位数进球的菲律宾，国青国少十多年进不去世界大赛，而且连亚锦赛决赛圈也进不去。

经营上，多家俱乐部大面积亏损，足球被视为经济黑洞，社会各阶层唯恐避之不及，足球运动员，被公众默认的形象是拿着天价高薪，踢着臭球，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此次江苏队散伙，即使球员遭受欠薪，合理合法抗争，也难得到社会舆论同情。

人才储备上，一线力量与后备力量均消耗殆尽，2005世青赛一代，甚至年过四旬的郑智竟然还在坚持，足协只能寄希望于与中国毫无渊源、甚至毫无血缘的归化球员。

当初职业化，是因为单凭足球界自身，已难以为继。1992红山口会议启动职业改革之前，中国足球处于无足协主席、无国家队、更无国足主帅的三无停摆局面，中国足球没钱，没人，没动力，确实需要外来因素进行刺激。

这种情况下，希望职业化形成“社会办足球”，举国体制甩掉足球这个沉重包袱，并且通过职业环境的激烈竞争，将懒散的中国球员从“要我练”刺激成为“我要练”，进而提高竞技水平。

然而，从1994职业联赛启动至今，这种设想完全落空，而且起到了反作用——职业化导致急功近利，青训土壤被大幅破坏，缺乏足够的青年球员成长，一线主力人数稀少，成为稀缺资源，物以稀为贵，这就使他们身价猛涨，有恃无恐，队内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形成事实上的“球霸”。

刚刚去世的迟尚斌大帅，生平就经历了中国足球的这种急剧转型。执教大连，当外出喝酒的球员被抓住时，满身酒气还敢反问：想不想干了？执教深圳，队中纪律形同废纸，主力根本不在乎罚款，甚至扬言谁敢罚款砸他家玻璃，在球霸们露骨的一场又一场的放水下，俱乐部终于受不了，向球霸投降，以迟尚斌下课结束这场闹剧。

西方职业足球，有没有主帅球员之间闹矛盾，球霸“做教练”的现象？当然，在大量假黑泛滥的西方职业足球圈，这也是一种常见现象。但是欧美后备土壤雄厚，有大量青训球员可供提拔，对主力形成挑战。出现将帅矛盾，基本就看主帅大力提拔的年轻球员，能否威胁到主力位置，取而代之。五大联赛一些著名教练，如温格、范加尔、贝尼特斯，素以喜爱后晋、狂热提拔年轻人闻名，本质上，这也是控制球队的一种必要。

说到底，西方是因为后备土壤雄厚，形成金字塔机制，一名顶级职业球员，身下是几百甚至上千名在各级青训中被淘汰的“普通人”。而中国职业足球，非但没能形成这种机制，反而将原先举国体制下的三级体系砍掉，使得土壤更加贫瘠，最终恶性循环。

中国足球绝不能走西方之路②：1人踢球99人上补习班

中国足球绝不能走西方之路③：唯一出路是去职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