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伊夫生前最后的《队报》专访：人生就要优雅
这是克鲁伊夫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队报》专访，当时他67岁，回忆了他在阿贾克斯、巴塞罗那以及荷兰国家队的光辉岁月，对自己的传奇人生作了一个总结。这位上世纪70年代足球场上的另类英雄，快速、细腻、观赏性强，始终高昂着头，优雅，既是他的信仰，也是他风度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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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有幸与克鲁伊夫碰面，我们竟因巴塞罗那的大堵车迟到了两个多小时。当我们准备各种道歉的借口时，荷兰人却用一个大大的笑容表示了理解，毕竟我们确实无能为力。采访前我们一起喝一杯缓解气氛……
这一次在巴塞罗那基地的会面克鲁伊夫迟到了半个多小时，他笑着跟我们表示了歉意，请我们喝了杯咖啡。克鲁伊夫依旧气定神闲、口若悬河，对于我们让他谈论“优雅”的话题时，还会故作惊讶。在他看来，罗杰·费德勒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谈到了对优雅的看法和定义。
我是第一个“摇滚巨星球员”
Q:您在70年代的生活是怎样的？大家会像追逐摇滚巨星那样追逐你们么？
A:是的，有相似之处，我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不停地奔波，需要始终保持绝对专注以确保良好的竞技状态。除了足球，还有赞助商、国际奥委会安排的活动，阿迪达斯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助理、政府部长、广告商始终在我身边转来转去。这种地位上的迅速上升耗费了我不少精力，其他知名人士的生活都和我差不多。然后我们就开始寻找自由，希望得到解放。二战的一代人在战后所作出的改变决定了很多事情，披头士、滚石乐队反映了这种变革和对自由的向往，或许我也是这种状态。
Q:当时您是否意识到您是第一个像摇滚巨星的球员？
A:是的，但当时我们看待事物有不同的方式。信息传递的速度与今日不同，所以影响名气的因素也不一样。此外每天的训练和每周的比赛也把我限制在一个框框之内，这和那些艺术家有所不同。我认识很多当时的明星，最近见到的是埃尔顿·约翰，那是两年前在墨西哥。我们一起回忆了过去彼此的生活以及科技对世界的迅速改变。如今，一切都和电视、通讯有关。以前可不是这样。我踢球时，虽然获得了一些成就，但只有300万人认识我。现在梅西的粉丝以十亿计数，影响力已经大到了荒谬的程度。如今随着社交网络以及其他沟通方式的兴起，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无与伦比的巨变。但我的生活里依然没有手机，也没有平板电脑，我身上除了钱包一无所有。
Q:您踢球时，是否意识到在这个经济、社会、审美发生大变革的时代里，您对于年轻一代不仅仅只是一个球员？
A:没有，起初我们并没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发现。最开始我发现对于一些球员来说，我的经历给了他们以足球为生的信念。我是阿贾克斯的第二名职业球员。我16岁进入俱乐部时，95%的球员都是半职业球员。将近5年后，我们在马德里参加了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欧冠决赛。当时一切都以疯狂的速度发展着，除了结构性的机构，比如足协。
从不隐藏我的叛逆
Q:您跟足协曾有过几次著名的争斗。虽然您当时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但某种程度上您还是成为了球员群体的代言人。
A:我与球员工会合作捍卫所有球员的利益。从个人角度看，我完全没有斗争的必要，我的生活很安逸。但我希望让那些得不到和我同样待遇的球员能有一份合理的薪水。当时我并没有直接参与斗争，因为我没时间，我只是允许他们以我的名义去争取利益，这起到了作用。
Q:你从不会错过与老派高层针锋相对的机会……
A:作为战后一代的孩子，我从不隐藏叛逆的一面。我希望打破旧有秩序，并发起过一些争斗，其中一些还很有名。
Q:比如？
A: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因为我们在国外获得了成功，一些企业开始给我们一些利益。彪马选择使用我的肖像，但荷兰足协却不乐意。如果说橙色球衣是属于他们的，我则是自己肖像唯一的主人！这导致了我们接下来的反目：1974年世界杯时，我的球衣和其他队友的不同……我必须这样做出反应，因为我不认为足协或与足协领导关系密切的品牌可以在不征得球员意见的情况下，强迫他们为赞助商代言。后来，我还和足协有过其它矛盾。我曾两次同意成为国家队主帅，但条件是我自己组建教练组。如今这看起来很正常，但在当时却并非这样。他们想把一些我认为或好或坏的为足协工作的人强加到我的团队当中。在某些方面我成了先驱。
Q:这些冲突有的给了您优雅的形象，有的让您有了捣乱者的名声？
A:优雅，需要知道如何保持自由。无论环境如何，我总是会保持绝对的表达自由。有时，别人会因为我的批评而批评我，实际上我只是想施以援助。至少对方可以知道我的观点，再决定该如何做。我运气不错，在自己的路上取得了成功，培养了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街头足球有益成长
Q:作为球员，您掀起了技术和审美的革命，而荷兰足球则是身体革命的代表，你如何解释这种独特性？
A:我在街头学会了踢球，如果你觉得我在场上看起来优雅，那我在街头踢球时就已经具备了这种素质。那时候我身体瘦弱，比踢球的同伴们年纪小，这迫使我要有自己的本领去应付他们。街头足球有很多细节对球员的成长有益。首先是在石子路或沥青路上跌倒带来的疼痛。这很重要，意味着面对高大的对手，我需要控球、摆脱，避免身体冲撞后跌倒给我带来的伤害。那些个子小的、速度慢的、身体不够壮的通常会技术更好，因为他们在变向或闪避后保持平衡。我所有的训练理念和精神状态都来自街头足球技术。这让我回到过去，进行时空上的畅游。回忆有益东西，不断改善执教方法。
Q:比如说？
A:在我那个时代，阿贾克斯两支青年队共用一个教练，他发现球员的长项和缺点，决定球员的去留。身材问题让我很困扰，因为瘦弱没法参加身体对抗训练。为了提高速度，我和一名田径教练特训了3个月。这在当时是个特例。成为教练后，我沿用了这个方式，把这种特例变成了常态。在我的足球学校里，我采取了因人而异的单独训练方式。每个科目都有专职的教练，比如退役的中锋博斯曼负责头球训练，考核球员在这个环节的优劣。阿贾克斯还召回了一些退役球员，负责传授足球基本功。今年开始新政策：把三支球队分为一组，每支球队有5名教练，每6个星期三支球队互换教练。18周后，他们会针对球队的优劣势出具一份发展策略报告。这个模式让青训工作更容易，因为有的教练擅长进攻，有的教练偏重防守，如果一名球员一年里只跟一名教练训练，他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有缺失。
Q:对青训方式的改革是您在改变足球的过程中迈出的又一步？
A:完全正确。在我们培养球员的过程中，我们还会告诉父母该如何帮助他们的孩子训练。在青训营和在家的训练同样重要，这跟上学时在家做家庭作业是一个道理。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对着墙踢可以让你学会控球。为了让训练有趣，我们能想出2000种办法。足球不是每周踢四个小时就能学会的，而是要每天踢两个小时。
我的经验比大学文凭更有用
Q:尽管您在足球领域已经功成名就，平时有很多事情要忙，但您依然坚持思考足球的战术和训练，对于67岁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优雅……
A:这不该由我来评判，但坚持思考问题让我感到高兴。现在我有很多事做，开始了很多计划，其中在秘鲁、墨西哥、马来西亚、西班牙、荷兰、瑞典都开办了学校。我不认为这只是足球学校，因为小球员们也可以在这里学到知识。这些学校的总体目标，是帮助那些无法像正常孩子那样学习文化知识的足球生，通过现实或网络课堂弥补文化上的缺失。一名运动员通常在十四五岁就离开了学校，专注于体育，当他35岁退役时会发现自己没有文凭，也没有学习生活技能。我们尽力帮他们走向正轨，有时他们的成绩还很惊人。
Q:真的么？
A:举个例子：埃德温·范德萨。2011年5月他代表曼联在欧冠决赛中与巴塞罗那交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9月时，他来到了我的学校，一年后进入了阿贾克斯的市场开发部，现在担任俱乐部市场开发总监，并且为俱乐部找到了新赞助商，签下一份没人敢想象的赞助合同。范德萨是个纯正的运动员，但他经过培训后成为了出色的谈判专家。
Q:从你的语气里我们能听出你为他感到骄傲。
A:我当然很骄傲！15年前我在结束教练生涯后开始了这些培训工作。彼时，虽然我有很多想法，并且有强烈的欲望进入新的领域，但总有人认为虽然我作为球员和教练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因为缺少教育我很难在其它方面取得成功……起初我也这么认为，但在一次与一位部长的谈话后，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现在他也成了我的朋友。他希望我能想象自己能做什么，有什么计划，我们是否有合作的可能。他笑着跟我说在工作上，他经常会模仿我的表达和行为方式。看着不知所措的我，他细数了我的能力，很轻易地说服了我，让我相信我的经验要比那些大学文凭更有用。虽然我没怎么在学校受过教育，但他还是以我为榜样，并建议我尽可能地分享我的经验知识。正因如此，我的学校才从最初的32名学员发展到现在每年7000名学员。我怎么能不为此感到骄傲。
90%的工作赛前完成
Q:您执教时在衣着上展示了另外一种优雅，混合了理智的热情和冷漠。
A:我知道我的影响力有限，只能更换3名球员，这与我平时对训练的影响力相比微不足道。所以比赛中我显得有些冷漠。我90%的工作都在比赛前完成了。
Q:您在执教巴萨时，有一次与皇马的比赛中，双方球员在您面前1米处发生了冲突，替补球员和助理教练都冲了上去，而您还是在场边翘着二郎腿，显得气定神闲。
A:为什么要干预这种本质上毫无营养的冲突呢？
Q:这是优雅的定义么？
A:确实优雅是一种超越了表面的行为，需要自我尊重和控制。以罗杰·费德勒为例，如果分析他的比赛方式，他始终保持着纯净、简单的本色。每个项目在历史上都有两三个人与众不同，费德勒就是他们中的一份子。他们知道无论胜败都要保持风度和尊严。风度就是优雅，我希望自己能在生活中始终保持风度，但现在做总结还早，我才67岁，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