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⑦：谢亚龙和中国足协如何保住了中超赛制
在广州恒大崛起之前，中国足球的头条80%以上被国字号球队尤其是国奥队和国家队占据着。中国足协的历任掌门人，都绕不开这两支队伍，尤其是国奥队直接在国家体育总局奥运项目序列，谁都马虎不得。
在谢亚龙执掌中国足协的3年零6个月里，他可以就更改赛制与总局高层据理力争，但是，他扛不住奥运会政治任务的压力，忠实地执行总局关于奥运项目的要求，所以才被冠以“谢奥运”称号。
实际上，从总局空降中国足协的任何一名局级干部，都不能不深陷“奥运情结”，甚至，他们都对举国体制情有独钟。韦迪在2010年2月22日到中国足协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对外公开宣称“我不怕别人叫我韦举国”，证明他们内心的确打着举国体制的烙印。不能说举国体制不好，但是职业足球和奥运会项目是两回事。
中国足球职业化至今已经23年，经历了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南勇、韦迪、张剑等六任掌门，只有谢亚龙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足协只是总局的一个执行机构”。（注：2015年9月份，中国足协脱钩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拥有了空前大的自主权，和老中国足协有着巨大的差别）
这看上去有些“奇葩”，甚至有人说谢亚龙矫情。但是，在那个等级分明的官场体系里，别说升迁，要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必须站好自己的队。因为，同一件事情，道理都是由人讲，权力就是道理。权力越大，道理就越多。下级单位，一般都是执行的份。
作为中国足协的掌门人，谢亚龙无法在隔岸观火中决定自己的方向，他必须扮演好自己“执行者”的角色，才能在一种复杂的权力结构中屹立不倒。现在看来，在所有足协掌门中，还没有人具有把不同方向而来的飞镖，震成满地金属碎片的功力。
所以，他们必须在阳奉阴违中保住乌纱，在虚与委蛇中把握大局。谢亚龙在中国足协的时间，就过着如此的生活。
从他2005年2月份上任的时候，就面临2006年、2010年两届世界杯，以及2008年奥运会的任务。也正是从2005年他上任之后起，到2007年8月份，三次在中国足协内部提出职业联赛要“南北分区”，为国家队征战世界杯和国奥队备战08年奥运会让路。
其中，2006年和2007年的两次“南北分区”，都是在最后关头，由郎效农冒着被免职的危险扛住。
谢亚龙首次在足协内部提出足协是一个执行机构
2006年7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下发通知，要求备战08奥运会的项目国家队每年备战时间不少于300天。包括足球、篮球、排球等集体项目在内的球类项目，国家队集训时间不少于180天。
显然，这就是国家体育总局一直强调的“举国体制”。那些非职业体育项目，备战奥运会实行的是项目中心垂直管理，行政命令一下，就会坚决执行到底。要知道，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举国体制”下，中国共获得201枚金牌，144枚银牌，129枚铜牌。
只不过，举国体制下的这些奖牌，没有催生群众体育的大发展，更没有增强国民的体质。一个有力的证明是：2007年，中日韩三国中学生进行身体各项素质指数测验，中国学生具有“优势”的两项是体重和身高，其中，体重占据“绝对优势”，身高仅仅比日本的中学生稍稍高出分毫。
国家对于这个结果非常震惊，也极其关注。于是，阳光体育一小时活动在全国校园里推广。4年后，我们认为可以有所收获了。2011年，再次进行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的“优势”只剩一项：只有体重领先。
对棒球、足球异常重视的日本以及韩国的青少年，身体素质已经全面超越我们。从这个角度讲，“举国体制”不该仅仅针对奥运会，而应该全面惠及到群众体育。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体育强国梦。
扯得有些远，话题回到谢亚龙和他“主张”的“南北分区”上。
国家体育总局对国家男足和国奥队、女足国家队提出了要求，每年的集训时间必须达到180天以上。排球、篮球等行动比较快，尤其是职业化程度一直在追赶足球的CBA，压缩了联赛的赛程，向180天的行动靠拢，给男足国家队和国奥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谢亚龙和党委书记南勇（2005年3月28日被任命为足管中心党委书记，正厅级）在总局据理力争，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向历史最好成绩冲击，所有参加奥运会的项目必须一盘棋，谁也不能游离于这盘棋之外。
男足国家队和国奥队要想达到180天的要求，只能大幅度压缩职业联赛赛程，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完成30轮联赛。而且，总局相关领导当时再次谈到了“南北分区”赛制。
两个人很失落地回到了中国足协，研究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只有南北分区，才能解决问题。当时，中国足协还没有搬到夕照寺，在龙潭丙三号办公。谢亚龙拉着南勇，到三楼郎效农的办公室，要求老郎写“南北分区”方案，然后报批国家体育总局。
耿直的郎效农（我们管他叫郎叔），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从无二心，也不会迂回曲折。郎叔亲自向我讲述过当时的过程，他脖子一梗说：“南北分区将让职业化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我们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没有人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我不可能写这个方案。”
谢亚龙和南勇面面相觑，他们的心中很悲哀，因为他们知道，郎叔的话是对的。但是，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焦虑的谢亚龙甚至坐到了郎叔的办公桌上，拉开与郎叔软磨硬泡的架势。期间，郎叔始终板着脸。他抽烟的速度比平时快了很多，万宝路强劲的烟雾，缭绕在十几平米的房间内。
谢亚龙被呛得咳嗽不止，抽烟的南勇显得稍好一些。
在一种无比纠结的心绪中，谢亚龙甚至无奈地称，位置决定一切，位置也决定谁的决策是否正确。然后他说：“老郎，你最专业，我们都不对，就是你对。但是，我们就是相当于一个办公室，一个执行机构，你就把南北分区方案写了吧。”
这是谢亚龙首次把中国足协（足管中心）定义为一个“执行机构”，其实，他说的一点没错。中国足协与足管中心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长期以来，中国足协的很多决策，实际上不是出自足协内部，而是来自上级。一只无形的大手，一直在中国足协上空进行控制。
阎世铎时代被灭掉的“南北分区”方案，之所以诈尸还魂，是因为谢亚龙不是一位事业型的足球官员，而是一名服从上级的行政官员，这也决定了他必须首先执行来自上级的指令。
或者，暗示。
只不过，每当危机来临，或者事故频发的时候，那只无形的大手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中国足协孤独无助地成为名符其实的炮灰。
不知道郎叔心中的无名火出在何处，当他听到谢亚龙说出“执行机构”这个结论时，郎叔一拍桌子，怒了：“谁说中国足协是总局的一个执行机构？如果说足协只是执行机构，那好，让国家体育总局将南北分区方案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来，我把这份文件和方案复印后，下发给各俱乐部。”
谢亚龙僵在原地，一时哑口无言。
随后的几天里，郎叔独自扛着，他对我这样说过：“那时候，我做好了被免职的准备，反正我也干不了两年了，免职就免了。我不想成为中国足球历史的罪人，这个罪名谁也承担不起。”
说这番话的时候，郎叔的神情很落寞，丝毫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足球总是会逆潮流而动，而且，就像是羊角风那样，毫无征兆地发作。
一旦发作，着实吓人。
郎叔就像是一只老母鸡一样，始终张开着翅膀，随时准备发起致命的一击，以保护自己的孩子。是的，一生不娶的郎叔，真的把职业联赛当做了自己的孩子。骨肉相连，他容不得行政长官们残酷地践踏职业足球的尊严。
那几天，我特意观察过龙潭丙三号周围的景象，也在注意传说中从未散去的成群结队的乌鸦。别说，在谢亚龙和南勇同郎叔交锋的五六天时间里，每天确实都有乌鸦盘旋，“呱呱”的叫声，让人抓狂而心烦。
有时候，郎叔天真地认为，龙潭丙三号周围的那些乌鸦，可能对于“南北分区”方案也很感兴趣，它们说不定就在上空偷听中国足协内部的斗争。因为听得过于聚精会神，吸入郎叔吐出的烟雾过多，最终噼里啪啦掉落地下，颇像昭君出塞时因为“入迷”而发生意外的“落雁”。
五天后，在接近下班的时候，郎叔接到了南勇的电话：“老郎，南北分区方案不用写了，总局同意继续原来的赛制。”
郎叔深深吁了一口气，在不到三个小时里，干掉了两包万宝路。
这一次惊魂之后，包括郎叔在内的所有中国足球人，都认为天下从此太平了，上级再也不会用“倒行逆施”的思维指挥中国足协和职业联赛，谈笑间就让职业足球灰飞烟灭了。
但是，中国足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倒霉鬼，放屁都会砸到自己的脚后跟，不经意间，就会在晴天里遭遇霹雳，久久难以还魂。
整个足球界合力扛住中超赛制
2007年1月2日，昆明，在国家队内部会议上，谢亚龙试探性再次抛出了职业联赛南北分区论。大家付之一笑，没有当回事，也就没有形成舆情。
直到2007年8月7日，国家体育总局内部召开08奥运会备战协调会时，职业联赛在2008年必须实施南北分区，且只能在9至12月份的四个月里完成。1月至8月，都是08国奥队备战时间。
8月9日，是最后的期限，中国足协必须在这个期限内上交南北分区方案。三个月内完成一国之联赛，实在是天下奇观。
这个方案，远比2006年7月份要求的每年不少于180天更为骇人。这一次，行政指令来得也远比2006年更为强势。谢亚龙和南勇等中国足协高层，再一次据理力争，但收效甚微。
当天下午，谢亚龙在中国足协内部会议上将此事进行了通报。参加会议的官员告诉我，谢亚龙显得有些心灰意冷，他不知道中国足协能不能再次扛住中超赛制。但是，谢亚龙要求大家集思广益，争取拿出一个既能保证08国奥队的集训备战时间，又能保住职业联赛赛制的万全之策。
在这次会议上，郎叔和中国足协的另一门大炮冯剑明，言辞激烈，让会议的气氛一度非常紧张。在足协内部，真正能够放炮的也只有这两位。大多时候，他们分坐椭圆形会议桌的两端，次级开炮，相得益彰。足协高层对他们两人，无可奈何，哭笑不得。
为了护住职业联赛的成果，郎叔就像是一头愤怒的公牛，说到激动处眉毛都要被气炸了。他用一句歇后语形容总局的做法：针眼里观景----一孔之见。
8月8日，足协内部召开二次会议，继续研究对策。大家的意见，是让谢亚龙和南勇等高层力陈南北分区对职业联赛的戕害，同时阐明职业足球与其他项目不同，不能用废除市场机制的做法，换取08国奥队毫无保障的未来。
08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奥运至上的策略没有错。沿着奥运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国体育代表团要在家门口创造无与伦比的辉煌，任何项目都必须纳入到北京奥运大战略，没有例外。
但是，在足球上，把奥运至上=南北分区=废除最职业的赛制，说不通。
以中国足球的实力，断不可能让08国奥队，成为08奥运中国体育代表团摘金夺银的中坚力量。我们的实际战力，连八强都进不去。创造奇迹，就像是哥德巴赫猜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依然下达牺牲整个职业联赛的指令，完全是有关部门自身能力的局限。对职业体育的漠视，让他们无法从技术上解决职业体育和举国体制之间的关系，只能依靠行政指令解决问题。
相关部门根本就不知道，推动职业足球发展的是市场机制、竞赛体系以及技术系统，离开这些规律，做出的决策必然是愚蠢的，让整个行业更加堕落。
职业化以来，层出不穷的怪相，证明相关部门的指令，没有最愚蠢，只有更愚蠢。而愚蠢远比智慧本身更加深奥，因为，智慧有极限，而愚蠢没有。
2008年8月8日那一天，中国足协内部被一种无比悲哀的氛围笼罩，“南北分区”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强悍势头滚滚而来。
那时候，群情激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出点子，找路子，希望用最震撼的语言，打动志在08奥运打出历史最好成绩的主管领导。
我目睹了当时那种焦躁不安的场景，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因为，我发现，现场有的只是情绪表达，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可操作性的计划，谁也没有胆量到总局上书。
彼时，我和熟悉的朋友们举了一个例子：一群老鼠聚集在一起开会，商讨对付猫的策略。近来，猫非常敏锐而强势，鼠辈们不断减少，愁煞了大家。商量许久，未有周全办法。这时候，一只老鼠说：“如果给猫的脖子系上一个铃铛，它每次看来的时候，铃铛就会响，听到铃铛响声，我们四散躲起来就得了。”
闻听此言，鼠辈们豁然开朗，连声叫好。突然，一个幽灵般的声音传来说：“可是，谁去给猫脖子系铃铛呢？”耗子们面面相觑，各自叹着气落荒而去。
主意好出，事情难做。
就在有些绝望的时候，谢亚龙和南勇决定，他们在8月9日最后期限来临时，再一次到总局据理力争。在08奥运的大旗下，冒着被摘掉乌纱帽的危险犯上，谢亚龙和南勇勇气可嘉。
很多人误读了谢亚龙，认为他作为“执行机构”的负责人，只唯上，不唯实。在2007年8月份这次事件上，谢亚龙从未放弃保住原有赛制，甚至不惜成为“先驱”。
在他的带动下，中国足协内部消除过去的各种猜疑，摈弃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成见，史上首次像合唱团那样发出一个声音：誓死捍卫原有赛制。
有些人甚至激愤地表示：“既然我们一直都是被做主，既然连一个赛制的问题都说了不算，要中国足协何用？果真南北分区，我们还是像个爷们那样集体辞职吧。”（注：在中国足协历史上，能够真正做出辞职姿态的是冯剑明，2005年世青赛，国青队没有挺进8强之后，作为青少部主任兼国青队领队的冯剑明公开辞职）
得知以谢亚龙为首的中国足协态度后，足球界人士纷纷通过媒体表态，集体声援中国足协。一时间，尔虞我诈、奸雄辈出、耗子扛枪窝里横的中国足坛，变得空前团结。
有些退休的老干部，颤巍巍来到中国足协，希望大家挺住。成都五牛等俱乐部更是用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支持：如果职业联赛实施南北分区，就失去了职业足球的真正意义，他们将坚决退出中国足坛。
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足球界上演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职业联赛赛制保卫战》。
或者说，这是一场职业足球的保卫战。保住职业赛制，就是保住大家的饭碗，保住足球人的长期饭票。
在谢亚龙与总局领导的沟通中，他抛出的四点意见成为这次足协逆转乾坤的关键因素：其一，足球不同于篮球，其影响力巨大，关注度最高，一支足球俱乐部的投入可以搞几支CBA球队，一旦南非分区，势必出乱子。
其二，中国的职业联赛水平并不低。在亚洲只有中日韩三国联赛是真正的职业联赛，除了这三个国家，只有伊朗联赛水平很高，但他们是半职业化的联赛。国际足联划分级别中，五大联赛第一位，欧洲二流球队以及日、韩、伊朗排第二位，中国是排在三流联赛的第一位，证明中超得到了认可。有了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毁掉联赛便是逆历史潮流，是历史罪人。
其三，联赛是根本，这是世界公认的常识。如果让中国足球有美好未来，必须搞好职业联赛。现在的联赛不是没必要搞下去，而是必须搞下去并且必须搞好。
其四，明年联赛可以为08奥运做出牺牲，比如压缩联赛赛程，多一些一周双赛，可以协调矛盾。
就在谢亚龙拼死相争的时候，心急如焚的郎效农一直在奋笔疾书。他想给总局的主管副局长崔大林写一封信，力陈“南北分区”的危害，职业联赛与08国奥队的备战并无太大冲突。
那时候，85/86国奥队的大多数球员早已在俱乐部打上比赛，有的是球队的主力，联赛可以帮助他们提高水平，反而会有助于球队征战08奥运会。
8日晚上，郎效农辗转之后，把“万言书”发给了崔大林。9日，谢亚龙和南勇到总局汇报，提出不搞南北分区。总局相关领导感觉事关重大，要求谢亚龙和南勇回足协等消息。
不知道崔大林怎么考虑的，他突然给郎效农打了一个电话，称自己从未要求职业联赛南北分区。
其他的说辞已经不重要了，这番话语埋下伏笔，让郎效农立即捕捉到南北分区再次夭折的气息。
8月10日，中国足协接到总局通知：不搞南北分区。总局主管副局长崔大林特意到足协召开主席办公会，宣布中超不搞南北分区。
消息甫一出现，所有足球人都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在强大的行政指令面前，能有如此颠覆性的胜利，确属罕见。
这件事情之后，谢亚龙曾经幽默地提到郎效农那封万言书，称郎效农是要把他搞下课，一向认真的郎效农不懂幽默：“你是厅局级干部，你下不下课由总局人事司说了算，我郎效农说了不算。”
一时让谢亚龙尴尬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