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排位赛闹剧遭媒体弹劾：托德“独裁”F1可好？

在西方世界里，媒体被喻为“第四权力”，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对三种政治权力起到制衡作用。如果说过去一年当国际足联、欧足联被各种丑闻搞得鸡犬不宁时国际汽联（FIA）为自己的清廉而骄傲，如今的F1排位赛规则闹剧愈演愈烈，西方媒体几乎想用自己的“特权”把FIA主席让·托德“弹劾”。

排位赛闹剧已经无需多言，最新的进展是上周日巴林大奖赛前由托德、“F1总裁”伯尼·埃克莱斯顿、11支车队代表和轮胎供应商倍耐力一起召开的讨论会，在举行了90分钟过后，竟然只协商出本周四做最后投票的结果，一时间引起了极大的愤怒。

三角体制

然而，在巴林事件上周六下午1点30分托德的非正式媒体会上，媒体向这位“无作为”的法国人进行了猛烈“炮击”。整个新闻会长达70分钟，其中20分钟的激辩大有把托德送上断头台的架势，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托德作为FIA主席不能带头真正管理这项运动的规则制定？用西方人的反讽说话，既然当前的民主制在规则制定过程中引起如此大的混乱，托德“独裁”F1是否更好？

此处省去几千字来解释FIA、伯尼所代表的商业权利拥有者、车队之间的政治斗争。简而言之，FIA是F1的最高管理机构，托德的前任马克斯·莫斯利把百年商业推广权卖给伯尼（现在为一家名叫CVC的投资公司所有）时出卖了一部分的规则制定权。后来，伯尼与车队签署所谓《协和协议》的商业协议——也是参赛协议——就让车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规则制定。终于到了现在这份要道2020年到期的《协和协议》诞生了F1策略小组，由FIA、商业权利代表、法拉利为首的6支大车队一起为F1的未来出谋划策。策略小组带来的方案交到F1委员会（同样有FIA代表、商业权益代表，但是所有车队都在列）投票表决，最后由世界汽车运动理事会（WMSC）终审。

就像美国总统碍于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制约不能一人决定所有事情，F1策略小组的三方——暂时撇开车队之间的不公平问题——总是因代表着不同利益而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这次的排位赛规则修改闹剧是所有缺陷的集中体现。

托德：独裁时代已经过去

有人戏言莫斯利与伯尼“一唱一和”的时代是F1最好的时代，因为两人直接——或者影响——制定了F1的种种条条框框，剩下来就看车队如何生存、如何比赛。然而，2009年莫斯利因情色丑闻被逼下台，带着法拉利功勋的托德继任后试图进行一系列改革，但是此后的F1越来越受到抨击，法国人带来的F1民主体制是否管用成了靶子。

“你说你不是独裁者，但F1是否需要独裁者来让它有效运转？”向来对“托德之治”持有异见的英国记者犀利地说，“你是管理者、你是规则监管者，但是F1当前的监管方式对这项运动的发展很不健康。所有事情都在委员会被阻止，没有任何事情能发展下去。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淘汰制）排位赛不会好看。你作为管理者理当站出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为了保护这项运动。”

托德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他显然试图立即扭转自己在这场辩论中注定处于的弱势。他说：“我明白你的轮胎，我可是一直读你的博客。”这句话出乎当场所有人的意料。

“如果我独裁的话，Q1和Q2跟现在一样（淘汰制），但是时间长度要变，Q3回到2015年的样子。但是，我被250名FIA成员选为主席，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那样会让FIA被人起诉而且最后输掉官司。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独裁者身上。我们已经见证过无数比体育更加重大的事件，独裁者总是在这上面栽跟头。”

“在我看来，独裁者的时代早已过时，我们有管理体制，我尊重管理体制，只要我还被选为FIA主席，我就会遵从这个管理体制。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你的问题会是：这个体制好吗？这个体制不够好，但是它已经存在了数十年。”

托德辩解称F1策略小组并不是新事物，只不过是从前的竞赛工作小组和技术工作小组的改头换面，区别在于策略小组可以反对或同意某项议题，然后递交F1委员会，而从前的两个工作小组只负责讨论，随后就有F1委员会做第一步的审批。在托德看来，这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体制。

这个特殊的“三角体制”让F1成为世界上唯一参赛队参与规则制定的赛事。这就好比英超在引入门线技术前先要球队与英足总一起讨论。当然，你可以认为赛车有别于任何其他运动，因为它涉及太多的机械，但是托德说FIA有非常杰出的F1管理团队——由查理?怀汀这样从事了30年的技术专家所带领。但是让车队参与规则制定是否传达了一个错误的印象：FIA的专家技术团队不足以决定技术和竞赛规则？

从前莫斯利当道，眼见法拉利统治力强大，与伯尼联手修改排位赛规则、积分规则、技术规则几乎是一人说了算。当时即使有车队反对，也奈何不了。如今，从V6引擎规则的出台到实施已经经历过重重讨论、推迟（还有外界对声音不够响的如潮批评），随后又有去年年底的独立引擎供应商投票，现在F1车队又与国际汽联在2017年空气动力学规则的调整上存在分歧，已经将原本应该在2月底的新规则确定截止日期推迟到4月底。

《协和协议》的枷锁

僵局，这是摆在策略小组面前最大的障碍，车队想要这样的排位赛，托德和伯尼想要那样。于是讽刺的就是，托德说不搞独裁，他却不给“恢复2015年排位赛规则”一个投票的机会；他说要民主，于是车队毫不犹豫地反对他所提出的想法。

显然，这个循环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托德说，“只要商业权利所有者、FIA决定体制改革，那么明天就能改”。但是，他又说车队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们声称FIA和商业权利代表应该管理一切，但到了投票时又举手反对。

“因为你在问他们，”又一位英国记者激烈地追问，“如果你和商业权利代表制定规则，那他们就没有选择，他们只能决定留下比赛，或者离开去其他地方。现在这套不是强制实施，你是在询问，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托德回答说：“我们不能强制实施。这是管理体制决定的，管理体制不允许强制实施。”

“那么这就不是管理体制，”那位记者有些愤怒地说。

托德的回答更加果断：“但这就是F1。”

听起来，托德也有自己的无奈，因为FIA与商业权利所有者签署了百年协议，所以他不想害得FIA成为被告。但是如果FIA拥有足够的权力“独裁”，托德愿意吗？

“FIA应该完全作为监管者和立法者来控制F1，这是更加符合逻辑的说法，“托德说，”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我再次强调历史——事情从来不是这样。这是件让人恼火的事情，我刚才已经反复说过。FIA从来不完全控制F1，从来没有。如果我早知想要改变是那么困难的话，当初我就不选择投身于这份事业里了，因为很久很久以前，它就已经如此了。据我所知，只有一个原因可以允许FIA无需任何同意、咨询，单方面地进行改变，那就是安全问题。”

归根到底，托德把如今的体制归咎于《协和协议》，而现在距离2020年到期还有5年时间。但是，当初是谁与伯尼签订了这份协议，让车队可以在第一时间反对提案？是托德。

这里必须要提到莫斯利的前任，让-马瑞·巴雷斯特雷（Jean-Marie Balestre）。这个法国人在1985-1993年几乎在F1一手折腾，而恰恰是这个时期被敏锐的伯尼嗅出了机会，因为当时的不团结、不强势，他拉拢了莫斯利渐渐代表车队与FIA谈判，最终把法国人赶走，让莫斯利取而代之。

所以，托德的狡辩并非没有的道理，FIA很早就被伯尼牵着鼻子走。相对而言，他还从伯尼手里抢回了一点点权力，只是用让车队获得发言机会作为筹码。在这个奇怪的三角关系里，托德的角色非常微妙，他可以在某个时刻——例如排位赛规则改革——站在伯尼一边，又可以从现在起拉拢车队等着伯尼时代的结束。这么做的代价就是现在令F1陷入混沌。

2017年，托德的第二任期将结束，他还没有决定是否继续参选。但是从那场70分钟的新闻会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哪怕连任，也不会在2020年之前主动改变当前F1的政治形态，尽管他声称“在座每一位都是热爱F1的人，一心为F1好”。因为，F1在FIA事务里只占不到10%，所以他有更多更重要的事务去带头处理。

所以，如果你真的热爱F1，又不忍看到它在未来五年里支离破碎，那么建议你不看不听任何与F1有关的新闻，只在有排位赛和正赛的时候打开电视机跳到静音，看一场比赛，无论结果如何。这是最阿Q的做法，但也许是非常时期最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