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⑨上峰指令练废球员，圈养让足球成人间炼狱

　　历次大赛失败之后，或者在谢亚龙、南勇们锒铛入狱之后，坊间习惯了把当事人打倒在地，然后再狠狠踩上一脚。很少有人，站在历史的角度，把中国体育大背景下的中国足球脉络梳理清楚。

　　只有梳理清楚每个时代的脉络，才能真正找到中国足球止步不前的源头。否则，会继续在原地转圈，不知所终。

　　此前的19年里，我作为一名体育记者或者说足球记者，一直拼杀在中国体育或者说中国足球的最前沿。我的主线是中国足协、各级国字号球队和职业联赛、青少年，所以，我一直在触摸中国足球肌体内的所有脉搏。

　　但是，我和很多人一样，一直纠缠于失败阴影下的技术层面，没有真正从管理体制的源头，去解释中国足球的一切。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习惯了就事论事的骂战，都在自作主张地为中国足球挖掘着精神墓园，从未有过真正具备穿透力的纵深分析。

　　最近五年来，我整理了一百多本采访笔记，观看了不计其数的足球资料，阅读了中国足协前主席年维泗的《欣慰与悲怆》、阎世铎的《忠诚无悔》、沈祥福的《圆梦·圆情》、金志扬的《追球》等十几本足球圈内人士的著作，把手中珍贵的《中国足球运动大事记---1949年至1998年》读了十遍，最终从中找到了我认为是源头的东西。

　　我自信这些东西串在一起之后，就能够解释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的各种荒诞。我选择了81/82年龄段、85/86年龄段这两届最能代表源头的队伍，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都能找到管理体制源头的影子。

　　另外，我把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1997年职业联赛的缓冲、2000年曾经面临暂停、2012年的管办分离、2015年奔腾而来的协会化等节点串在一起，更能说明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目的，是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发生变化的。

　　中国足球或者说中国体育，一直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步，从来难以游离于社会之外而存在。

　　中国足球此前的所有失败，弱于中国足协本身（比如国足应该能打进十强赛，却屡屡小组赛败北），真正败于体制（比如中国足球系统匮乏，青少年足球陷于荒漠化）。

　　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在现有的体制下，中国足协本应该把足球做得比目前的现状更好，却没有做到。

　　我必须强调的是，管理体制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非一个人或者其群人能够改变和左右。站在这样的高度，看待和审视中国足球的一切，或许我们就会更加平静和淡定。

　　所谓真正败于管理体制，是因为受制于行政命令，中国足球沦落为中国体育真正的试验田，并且从未真正出过实验室，导致职业足球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同时，由于体制的制约，中国足球的普及从未真正启动过，这是中国足球青黄不接，青少年足球荒漠化的核心原因所在。

上峰旨意下的摧残式“魔鬼训练”

　　一个巨大的魔咒盘旋在81/82年龄段国奥队的上空，深入这支球队的骨髓，穿透他们的灵魂，让“超白金一代”稀里糊涂中香消玉殒。

　　但是，我是唯物论者。解释国奥队这种无比邪性的历程，上帝无法回答。

　　我突然想起了杨一民在2003年12月份到毛家湾为这支球队所做的动员，于是，我找到了答案。

　　沈祥福曾经率领国青队在这里备战阿根廷世青赛，那里幽闭的环境，良好的草皮，给了球队最好的备战空间。

　　国青队在阿根廷世青赛晋级十六强，他和教练组把毛家湾当做风水宝地，决定国奥队冲击2004雅典奥运会从这里起航。

　　2003年12月13日，沈祥福率领的超白金一代齐聚毛家湾。第二天，主管国奥队的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风尘仆仆赶到了那个偏僻的基地内，为全队做了动员，吹响了进军雅典的号角。

　　在这次动员会议上，杨一民咬牙切齿地提出了要求：“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坚持三从一大的原则，每天进行魔鬼训练，人人都要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为冲击雅典奥运会做好准备。”

　　杨一民还讲了很多很多，那些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求沈祥福为首的教练组必须遵从“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一定要进行魔鬼训练，让球员都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

　　没错，国奥队此后发生的一系列身体上的惨案，都源于杨一民在毛家湾的这次动员。

　　三从一大，即“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简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竞技体育的主要训练原则之一。这个竞技训练原则，是在1964年制定的。

　　当时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地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运动队迫切需要提高竞技水平，并掀起了全国人民向解放军学习的热潮。提出学习解放军苦练过硬杀敌本领的精神，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

　　国家体委按照贺龙元帅的指示，研究了当时我国训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反对训练中的保守思想、教条主义和骄娇二气，运动队树立三不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精神，要具备五过硬(思想过硬、身体过硬、技术过硬、训练过硬、比赛过硬)作风，实行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训练原则。

　　客观地说，“三从一大”训练原则，曾经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为中国体育竞技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当世界趋向大同，技术国界越来越模糊之后，三从一大在竞技领域尤其是在足球这样的职业体育上，已经不相适应。职业足球，应该更多从“科学训练”出发。

　　科学训练，其实早已成为现代竞技体育的精髓。但是，由于过去的惯性，上级单位强调更多的还是“三从一大”。

　　杨一民之所以在职业足球出身的国奥队身上重提三从一大，是因为上级领导的要求。在这个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社会里，杨一民即使清楚这个原则不适合职业足球，他也断然不敢犯上。

　　于是，沈祥福和他的国奥队，必然会成为坚决执行“三从一大”训练原则的牺牲品。

　　以沈祥福的隐忍，他心中再不情愿，也难以拒绝杨一民在动员会上的要求。因为，沈祥福知道，连杨一民都是无奈的，何况他一个国产教练。

　　当时，训练强度大是毛家湾集训最大的特点。

　　杨一民动员之后，他与教练组向球员强调：“本次集训的重点是作风、意志和体能，所以训练肯定要贯彻‘从严、从难、从实战、大运动量’的原则。谁要是怕苦，谁要是受不了，那就请他提出来，我们批准他回家。”

　　如此高压下，加上当时王圣作为反面教材的事例，队员们谁也不敢懈怠。在长达22天的训练中，全队只在2003年12月22日和29日休息过两天，其他时候，每天都是高强度的“魔鬼”训练，其中第一阶段竟然每天都是一天三练，而且早上的第一练是8000到10000米的长跑。

　　沈祥福当时表示：“第一周是打体能基础，这一周的大运动量坚持下来后，后面两周就轻松一些了。”

　　事实上，后面的两周也不轻松。由于第一阶段的超大运动量，队员身体几乎到了疲劳的极限，加上赴西班牙24人名单的压力，许多队员感觉比第一周还累。后两周虽然没有一天三练和万米跑，但几乎每天训练后都要进行折返跑练习，最多的一次甚至做了60组，这种训练量同样“魔鬼”。

　　天天超大强度训练的负面效应，就是大面积的伤病。队医王东震那里一摞X光片，厚得有些吓人。

　　这三周，国奥大约有60％的球员曾因伤病缺席过训练，几乎每天场边都有六七个伤员，分组对抗只好打9对9或8对8。据队医介绍，大多数球员没有硬伤，只是因训练强度过大而出现身体不适。张亚林和吴伟安早早离队，一方面有位置重叠的原因，更主要则是因伤缺席了太多的训练。

　　队员们总算挺过来了，沈祥福在离开毛家湾时也像打了场胜仗：“虽然天天有伤病，但最终教练组制订的训练计划总算完成了。有了毛家湾的基础，下一阶段到了西班牙我们的起点就高了。”

　　对于毛家湾的这段经历，内部怨声载道，外部难解风情。

　　为了挑战所谓的人类极限，毛家湾的魔鬼训练，把球员们的身体练得麻木而又僵硬。随后的西班牙拉练，属于球队的过渡时期，所以身体上的弊端没有显露。

　　从2004年1月下旬到桂林和柳州热身开始，魔鬼训练的恶之花开始显现。1月28日，被沈祥福当做“奇兵”的杜震宇，在与俄罗斯青年队的比赛中膝盖受伤，无缘3月3日与韩国的首场决战。

　　杜震宇的意外，让沈祥福落寞而又神伤：“邪了，一次正常的对抗，怎么就伤得那么重呢？！”

　　我找到杜震宇，问他：“赛前不是再三叮嘱你了，对于可能伤害到自己的动作一定要躲开。再说，你已经进了一个球，我们也大比分领先了，应该为3月3日恶战韩国准备啊。”

　　小杜满脸泪水：“我就是太想给沈指争脸了，太在乎自己的表现了，所以硬碰硬，我对不起沈指。”

　　那一碰，为什么对方没事？当时没有人给出答案，现在想来，是因为我们球员的身体处于一种魔鬼训练之后的疲劳期，容易受伤。

　　那一伤，杜震宇用了几乎两个月的时间，才开始复出与全队合练。3月20日主场1比1战平马来西亚之后，杜震宇在训练中非常积极，他希望能够赶上3月27日与伊朗队的比赛，为不拘一格降人才起用他的沈祥福带来帮助。

　　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的确塞牙；放屁，都能砸到自己的脚后跟。

　　杜震宇万万不会想到，3月23日下午的一次训练中，他和杜威的一次正常对抗，会彻底结束自己的冲击雅典奥运会之旅。

　　杜震宇从杜威的脚下抢到皮球，腾空的左脚随后踢在了杜威的脚后跟，力度其实不大。然后，他自己清晰地听到了一声“咔吧”，左脚小脚趾趾骨断了。

　　他清楚，这一次再也不会出现奇迹。于是，在训练场，他几乎成了一座雕像。慌得教练组和队友，说尽了世上最为动听的安慰性话语。

　　接到电话之后，我匆匆赶到了国奥队下榻的海滨城度假村。杜震宇哭得像个小孩子，他一会捶着自己的胸膛，一会又拍打着自己的脑袋，“邪了，我，我，我对不起沈指啊…….”

　　沈祥福过来了，看到这一幕，眼圈红着，默默又转身离去。

　　在杜震宇之前，安琦的肘关节史无前例地突然就伤了。更早的时候，徐亮、曹明、孙吉、于涛、张宝峰、王新欣……就像是伤兵生产线上的产品一样，列队向沈祥福报到。

　　每个人，每伤一次，就像是有人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从沈祥福的身上剜走一块肉。二十八人次的伤情，几乎掏空了沈祥福身上的物件。

　　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无人知晓。就在杜震宇受伤之前，他的父亲从沈阳赶到了江城武汉。老人看上去那么朴实憨厚，他很少出远门，到江城武汉算是一次奢侈的旅行。

　　看到国奥队在武汉的主场如此气派，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不停拍照、拍照……

　　他并不善言辞，但一直在对杜震宇和国奥队进行美好的憧憬。我让单位的车子把老人拉到一家餐厅，他喝上点白酒之后说：“我们做家长的，就是希望孩子和球队一起站到奥运会的赛场。”

　　殷切的希望，诚挚的感情，与王栋的父母如出一辙。杜震宇的父亲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会遭遇二次伤情的袭击。一个小骨节，却是大祸根。在武汉那片惨淡的愁云里，老人心如刀绞。

　　别离，总是伤感而又伤透全身。

　　杜震宇和自己的父亲离开海滨城度假村的时候，沈祥福不断安慰，慈祥得也像个父亲。杜震宇敞开情感的闸门，哭得稀里哗啦。

　　他坐上车，强迫自己不再看沈祥福。他怕，怕自己那穿刺般的痛苦，传给沈祥福。

　　我看到了沈祥福眼角的泪水，他茫然地站在那里，直到载着杜震宇的车子不见踪影。

　　2004年4月7日晚上，杜威在篮球场上左脚第五脚趾趾骨骨折，与杜震宇几乎一样。

　　对于沈祥福来说，这一次冲击奥运会之旅，一念起，万水千山；一念起，沧海桑田。

　　其实，沈祥福很清楚，生龙活虎的超白金一代变成“伤兵营”，与毛家湾的魔鬼训练有直接关系。

　　上级的指示，从一开始就张着血盆大口，把超白金一代当做了“炮灰团”。

　　只是，他不会，也不能说。

　　沈祥福知道，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少说多干是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优秀品质，沉默寡言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有人说，沈祥福的内心是寂寞的，寂寞到无从适应这个社会。实情不是如此，把足球几乎当做一切的沈祥福，只要触摸足球，就不会寂寞。寂寞，只是渴望交流的人，找不到倾诉对象时的沮丧而已。

　　另外，沈祥福当时远没有到什么都不怕的耄耋之年，他还要在中国足球圈里生存下去。

　　于是，我们在毛家湾看到了一幅貌似波澜壮阔的画面：超白金一代的小伙子们，带着各种奇形怪状的脸孔，每天奔赴在万米跑的路上。

　　魔鬼割舍了快乐，训练变成了摧残，真正的职业足球精髓荡然无存。

　　沈祥福眼睁睁看着他的子弟兵，不是成为伤兵，就是在成为伤兵的路上。

　　当上峰正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指点江山，甚至激扬文字时，国奥队的球员只能在拥挤的治疗室里，一声声叹息。

　　这其实是中国足球过去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足协和足管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最大弊端，更是为什么中国足协要脱钩国家体育总局的核心。

　　每逢大赛之前，上峰习惯利用自己的权威，为各支运动队“出谋划策”。历经30年，味道一直没变。2015年8月份，当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脱钩之后，中国足球圈内奔走相告，因为，长官意志或者说上峰的指令肯定会少多了。

　　1985年，上峰要求中国足协对曾雪麟率领的国家队强调精神力，并将其当做征战世界杯预选赛的标准。结果，球队忽视了技战术的打造，在封闭、麻木、写汇报、立血书中忘记了对香港队的追踪和分析，导致永远钉在中国足球耻辱柱上的“5·19”。

　　1989年，上峰在中国足协以及国家队内部大谈爱国主义，压得一帮后生腿肚子转筋，比赛结束之后，有的球员连休息室的方向都走错了。10月28日，黑色三分钟，中国队1比2输给卡塔尔，只差一步到罗马。

　　1997年，十强赛，戚务生被超过十人的庞大顾问团“绑架”开会，烟雾缭绕中，每天都昏昏沉沉开到凌晨两三点钟，戚务生脑袋一直短路。球员们面对国旗宣誓，好像不出线就不爱国。一度，他们还被封闭在西山，打造纯净的爱国之心。结果，那一拨被称作史上最强的国家队，在比赛中不断思考人生。

　　2001年，上峰的惯性依旧。幸运的是，中国队的主帅是米卢。他见多识广，左右逢源，内功盖世，把上峰以及中国足协的飞刀一一震落在地，确保了国家队球员正常的心智。这一届国家队，是在2011年卡马乔接手国家队之前，唯一一次没有被上峰旨意压垮的队伍。

　　从2004年开始，上峰开始打职业联赛的注意，目的就是为了给国奥队和国家队长期集训让路。跌宕起伏的情节，不再赘述。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峰对晋级前八、梦想前四非常感兴趣，搞得谢亚龙心神大乱，临阵换帅，自酿苦果。

　　2011年8月，上峰强行让中国足协换帅，仓促中请来西班牙人卡马乔，终致2013年的“6·15惨案”。

　　中央高层就一场A级热身赛亲自批示之后，上峰诚惶诚恐之间，凡国家队的比赛，别的不管，只强调“精神第一”。结果，偶尔的疗效显现之后，技战术一落千丈，跪着进军2015年澳大利亚亚洲杯。

　　2014年2月底，法国人阿兰·佩兰作为最大的“黑马”出任国足主帅，惯性依然。　　

　　其实，上峰们不知道，对于国字号球队的青年来说，赢球或者打出他们自己能够认可的比赛，就是最好的爱国，也是最大的爱国。这些，与大谈爱国主义和空喊爱国口号无关。

　　可惜，他们被碳酸钙充斥的大脑，早已严重钙化。他们每一次的发号施令，几乎都是有悖人性，也有违科学。于是，中国足球因此成了没有“钙化”的软蛋。

　　我一直认为，上峰的旨意，应该像阳光一样打在人们的脸上，温暖在他们的心里。上峰的每次出手或者张嘴，理应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但是，在这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能站出来畅所欲言的时代，上峰对职业足球的每一次插手，都体现了正确的激情，采取了错误的方式。

臭名昭著的“圈养”

　　除了毛家湾那次臭名昭著的“魔鬼训练”，“圈养”这个本该适用于猪等人类好朋友们的词语，被无情嫁接到了沈祥福与他的超白金一代，以及其他国字号球队身上。

　　这支在阿根廷世青赛前后，展现自己无比灵性和飘逸气质的队伍，从2003年的SARS开始，一直到2004年的12强赛，被“圈养”搞得神情呆滞，肢体麻木，思维迟钝。

　　同时，那闭塞压抑的“圈养”环境和氛围，让一股莫名其妙的邪火积聚，被一种摆脱不掉的烦躁缠身，纵使国奥队用尽所能挣脱，一切只是徒劳。

　　2003年4月份，因为SARS，上峰给所有国字号运动队下发了一纸通知，要求集训的队伍原地待命。如果大范围流动解散也行，必须集结到北京西山进行为期大约三周的隔离，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才能返回自己的家乡或者俱乐部。

　　中国足协执行了上峰的意思，让屯兵昆明的沈祥福和他的弟子们在昆明待命，前后共53天时间。

　　这53天，因为SARS，国奥队球员不能擅自外出，球队也无法放假。没有热身赛可打，每天枯燥地重复着早已熟悉的训练内容，“圈养”把一群生龙活虎的热血青年，几乎逼到了疯人院。

　　那时候，满脸青春痘或者火疖子的热血青年，喜欢在酒店的门口看过往的美女。当然，在那个全国上下都SARS战斗的时代，想看到美女并不容易。

　　我记得一天的傍晚，国奥队有八个人，在酒店门口无聊得满嘴起泡。突然，高跟鞋踩在石板上的哒哒声，如天籁之音，刺破沉寂的红塔基地。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身材高挑丰满的美女翩翩而来，似仙女下凡，痴迷了大家。他们眼睛直勾勾，流着哈喇子，十分不愿万分不舍地目送美女远去。

　　然后，是七嘴八舌的议论：臀部大、胸大、眼大、鼻子大……共有十四条，简称“十四大”。

　　那时候，有人称国奥的球员见着猪都会眼睛放光，瞪得铜铃般大。这确实夸张了，但那种对外面精彩世界的无比渴望是事实，提到封闭和圈养二词就要呕吐也没走样。

　　彼时，我供职于《球报》，与国奥队在昆明为伍。我对SARS一点都不敏感。2003年2月份，我从北京飞赴广州，采访中国队与五星巴西队的热身赛。偌大的波音767飞机上，连我在内共坐了不到30人。其中，有人戴着口罩，我曾经非常不解。

　　到了广州，在机场大巴上目睹了广州市内排队抢购板蓝根和食醋的奇特景象。只是，依然没有意识到SARS给公众带来的恐慌。

　　直到晚上与新华社广东分社的朋友吃饭，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过，回到北京之后，我又前往昆明，全然不知北京当时已经有了SARS的恐慌。到了昆明，意外的是，酒店看到我的北京身份证，居然什么都没问，更没有什么所谓的隔离，就办理登记入住手续了。

　　再后来，SARS肆虐，我牵挂北京的家人，每天一个电话。后来听说北京的大街上车辆稀少，几乎只剩公共汽车，车里没有几个人，还戴着让人望而生畏的口罩。

　　于是，心中刺挠，归心似箭。

　　单位的领导让我像国奥队一样在昆明待命，等北京的情况好些之后再回。我在昆明陪伴国奥队41天，比他们少了12天。这41天的时间，我的轨迹就是酒店---国奥队训练场，单调得确实要疯掉了。

　　很多时候，我和其他几个坚守在昆明的同行，一起坐在酒店的花园里，看谁数的鸟儿多。

　　那种另类“圈养”的滋味，让人随时都有“起义”的念头。想想那些正值青春年少的国奥队球员，被折磨得了无生气，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毫无人性的“圈养”，一点点销蚀掉了国奥队的锐气，让他们对今后的所有集训都产生了恐惧感。当他们2003年8月份再次回到昆明备战9月10日、9月17日分别在主客场与叙利亚的资格赛时，自然会想到四五月份的那53天，身心都有了创伤，且无药可救。

　　所以，9月10日，国奥队在昆明2比0击败叙利亚，队伍状若梦游，体能一般，精神颓废。有人归结为高原训练不当，实则不然，是此前的“圈养”，把这支队伍变得平庸而无趣。

　　同样，2004年3月1日开打12强赛之后，“超白金一代”再次被“圈养”，一群后生及其教练组都被憋得烦躁不堪。于是，在从武汉去往长沙的火车上，陈金刚和南勇干起来了；在长沙封闭的训练中，安琦愤怒地冲向陈金刚......

　　足球场的周围，本是鸟语花香的乐园，“圈养”活生生把那里变成了人间炼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