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玮欧洲杯旅行随笔（四）：伟大的越位
体坛+特派记者汪玮发自图卢兹
“为什么这个进球被裁判吹了？”女孩问。
“因为越位了。”男孩答。
“什么是越位？”
“呃……这个……“男孩目不转睛地盯着场地中央，后悔莫及带她来看球。门将重新开球了，他不想为做这个解释错过看球。他尽量选择最简单的语句回答，“越位就是，就是……助攻球员起球时接球队友不能在对方后防前面……”
“什么前面，哪个后卫?谁起球？”她在他解释了五分钟后接着问。
他浑身乏力，苦笑着将双手插进头发里。
向女人解释什么是越位，比让他踢90分钟比赛还累。女人和越位，是地球的两极。
匈牙利当代作家彼得·艾斯特哈兹在他2006年世界杯期间为《南德意志邮报》撰写的系列专栏里，虚构（谁知是不是自传体半虚构）过一段女人和越位的故事，“母亲弥留之际，我犹豫着要不要赶紧再向她解释一遍什么是越位，因为我怕再不解释，就没机会了。”这是我读过关于死亡最轻佻也最释怀的描述。
艾斯特哈兹在匈牙利历来是个有名望的家族，提到这个姓氏过去的匈牙利人会联想到贵族公爵，如今他们会联想到两件事：足球和文学。1950年出生的彼得还有一个小他6岁的弟弟，叫马尔顿，曾是匈牙利80年代的著名国脚，司职前锋，为国家队出场22次，攻入11球。彼得也曾是一名球员，曾在匈牙利踢过丁级联赛。1992年，马尔顿退役之后也和兄长一样开始写作。
球员时代的马尔顿·艾斯特哈兹
马尔顿·艾斯特哈兹退役后担任评球嘉宾。
兄弟俩各耍绝活，兄长用文字，兄弟用进球。彼得并不是匈牙利历史上最优秀的作家，马尔顿也不是匈牙利足球史上最优秀的球员，但这对兄弟的故事令我着迷，因为他们都在尝试越位：兄长踢丁级联赛，兄弟尝试写作。没有裁判会吹罚这种越位，它只是明知不会登顶的攀登。足球和文学的血液以不同的比例流淌在他们的血管里，他们的母亲不懂越位为何，却已完成伟大的越位之举。
本届欧洲杯是匈牙利国家队30年之后首次进入世界大赛决赛圈，马尔顿·艾斯特哈兹正是1986年世界杯上匈牙利队的主力前锋。今晚，我在匈牙利对比利时的比赛地图卢兹，望着街上人数明显偏少的匈牙利球迷，醉酒的比利时红魔球迷狂热地庆祝胜利。我突然想起艾斯特哈兹兄弟，不知道今晚他们看没看比赛，会不会在比利时进第三球时，也感受到某种轻微的无力感。
我猜，作家自寻孤独，甘与文字为伴，正因他们意识到: 孤独和无力才是永恒，节日与欢庆只是赢得一场足球赛之后的短暂幸福。正如一首既欢快又惆怅的巴西民歌所唱，“幸福总有终，悲伤永无结”。从足球越位文学，是形而上的呼唤；从文字越位皮球，则是摇滚的需求。这也是为何瓜迪奥拉声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又从不停止去创造和改变。他曾期待改变世界，但后来，他说，“我只期待自己不被这世界改变。”
艾斯特哈兹曾说，“世界还缺少一些话，这为写作提供了理由。”我大胆设想，如若没有踢过足球，他说不出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亦可理解为，“人生还缺少一些进球，这为踢球提供了理由。”
欧洲杯将我从日常生活里抽离出来，使我不再想回到日常生活，就像一个破了进球荒的射手，再也不想回到沉闷平淡没有进球的日子。我的日常生活不是进球，它只是一种现实，一种停留在等待状态的现实。等待每天一个进球，好去忍受没有进球的漫长时光。
那个进球可以是在电视里看见梅西的一次门前表演，可以是读到佩索阿的某个句子，也可以是《国家地理》杂志上某个使我灵魂暂时抽离的图片，还可以是昆比亚舞曲的某个节拍，它让我从书桌前的椅子上弹起来……那些时刻我相信，一个进球就能使我忍受每天的24小时。我像个吝啬鬼，精细地算计，该如何分配每日用来赶走无聊的进球，好让自己的愉悦不多不少地保持既不费力消化又从不虞匮乏的剂量。
艾斯特哈兹是我读到的第一位匈牙利作家（被过度引用的裴多菲不算），由他开始，我开始接触和阅读多位20世纪优秀匈牙利作家的作品。他们摇滚戏谑的语言让我一次次大笑不止，他们站在哲学家的高度拷问存在，却步履轻盈，从不试图构筑文学流派或日耳曼式的精神堡垒，也不害怕惊世骇俗地挑战传统与平庸。
或许能与这一文学匹配的只有他们上世纪50年代的足球，只是那时连我父母都刚出生，我不可能有机会欣赏二十世纪最佳射手普斯卡什（头图）的风采——职业生涯523场，攻入509球，匈牙利国家队赛事85场，攻入84球，几乎平均每场比赛一个进球。
2005至2008年间，我有机会与王勤伯一起代表体坛传媒参加一年一度于蒙特卡洛举行的金足奖颁奖典礼，每年的获奖者除了当选的在役球员（29岁以上）之外，还有数名足坛名宿，他们都要在蒙特卡洛的海滨大道上留下脚印（门将留手印）。
2006年的当选者是外星人罗纳尔多，足坛名宿的当选者科帕、吉吉亚、济科有普斯卡什。其他几位名宿我们都在蒙特卡洛亲眼见到，但普斯卡什没能前来领奖，因为当时他已病重入院，组委会派人提前去匈牙利取来他的足印，将它永远印刻在蓝色海岸之滨。当年11月，普斯卡什去世。
那时的我还没读过匈牙利文学，不知道某位匈牙利作家近一百年前就曾描述过，布达佩斯人怎般地渴求与苛求他们的天才:“那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仍在位，布达佩斯的咖啡馆只接待不同流派和风尚的现代诗人。”他的那个世代，新新诗人与作家在咖啡馆里即兴写诗投稿，咖啡钱先向侍者赊账，稿子卖了再还钱。
“意大利球员可以没有天分，他们做意大利人就行了，匈牙利球员没有天分就是灾难”，这是艾斯特哈兹的这句话可以体现匈牙利人如何爱才如命。然而，天才并不总有。唯此更体现天才的可贵。
现在的匈牙利没有普斯卡什第二，也没有梅西第二，他们所有球员的身价之和约等于比利时的阿扎尔。没有天才的匈牙利存有一个希望：凭借某种强烈的愿望创造奇迹。然而，秋裤门神也没能继续创造神迹，尽管他仅仅上半场就扑救7次，超过他本届欧洲杯此前的任何一场比赛。
比赛结束了，匈牙利人要回家了。关于匈牙利和匈牙利人的故事，我还没有说完，因为我自己仍在学习：他们看似艰涩拗口实则古老优美的语言，他们关于足球的故事，关于生活的故事。
图卢兹和布达佩斯的相像不止一丁点儿，不高不矮符合人性高度的山丘、气势同样磅礴的加隆河与多瑙河。它们各有一个不小的河心岛——图卢兹的河心岛上有市政大球场，布达佩斯的河心岛上是多位作家隐居寻找灵感的地方。其中一位曾在岛上写下这样的句子，“他在……沙洲小岛隐居，在自己的生活和自家周围圈起一道石墙，挡住人类与春天的洪水……”
图卢兹的Ramier河心岛
布达佩斯的玛格丽特河心岛
比利时是盛夏的洪水，灌满了加隆河，冲进了图卢兹市政球场，挡也挡不住。匈牙利的河心岛破堤了，我和王勤伯与“香蕉球”观众的约定也将无法实现：我们曾说，如果匈牙利进了决赛，我们就回布达佩斯（我们今年2月才去过那里，也喜爱上了那里）做直播。那样一个越位会越得极远，但确是我曾默默期待的。
虽说我早已不再需要别人解释什么是越位，但是本届欧洲杯，我一直在做越足球记者之位的事：不提技术和战术——反正意大利352变成622也不一定拦得住西班牙；只写记忆和魔术；不追踪比赛——目前为止只到过四次比赛地；只追赶阳光: 谢谢我的司机，带我从佩皮尼昂去赫罗纳，攀爬比利牛斯山去安道尔，再从比利牛斯山一路朝下，奔回图卢兹。对于给过我无限灵感的匈牙利人，我想说，目睹你体面的离开，也是一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