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玮欧洲杯旅行随笔（五）航行是必须的 生活不是

体坛+特派记者汪玮发自里斯本

我以为，波尔多也有阳光，因为波尔多葡萄酒名扬在外。然而，迎接我们的是四面滚涌的海风和密布的乌云。意大利和德国队的1/4淘汰赛像是为了撕开这乌云而战。果然战得辛苦。那晚，我不在记者席，而是在看台上，在意大利球迷之间，和他们一起炼狱了3个小时。

我既不喜欢用文字煽别人的情，也不喜欢被别人的文字煽情。所以我不打算用这篇随笔承载意大利球迷悲切的失落，尽管我已无法自欺欺人:这样一支没有巨星的意大利仍然深深吸引了我。看台上经历了挣扎和天上地下的轮转，哨响时我反而平静得出奇。我毕竟不是场上的11人。

走回旅馆，从网络上看到意大利记者发布的短小视频：大个子布冯肩头耸动，罕有地在镜头前哭着说:“很少有一只球队在对方罚丢5个点球里的3个之后仍以失败告终“。巴尔扎利也流泪了，他脸上写着比波尔多的天空更纯粹的悲伤，“多年后，有关这支付出了一切的国家队，没有人会记得一丁点儿。”

两位功臣哭了，罚丢点球的佩莱回国后受到球迷的责骂，不是因为他罚丢点球，而是因为他隔天在推特上发出自己与帕罗洛在泳池边嬉笑吐舌头的照片。我认为，这一点能够证明，佩莱的确还不是一位真正的巨星，因为他的梦想太有限。

巴乔是巨星，他罚丢再多的点球也是。巴乔在门前11米处的失落，他低垂的头颅，是一首怎样也挥之不去的迂回旋律。如果你曾渴望某种奇迹能扭转命运，把巴乔的脸从失意换成快乐，就说明你也和我一样，热爱一种致命的体验。1994年的那粒点球抹不去巴乔在门前无数个灵动的瞬间，失败只能让爱他的人更爱他。

如果硬要说足球是人生，那么点球就是命运。命运的发生往往在一分钟内，在几秒钟内，在一两个动作之内。而对命运的消化，接受或拒绝，遗忘或者调侃，是一整个人生。

波尔多的这个夜晚，点球大战进入无穷循环模式之后，我曾不止一次设想，下一秒属于意大利的命运是什么，属于我和我身边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的意大利人的命运又该是什么。命运就在下一秒，好过 

命运远在乌云层外。布冯和巴尔扎利，如果我说，你们和巴乔一样值得尊重，你们是否会减少一丁点儿难过？我觉得，你们不会。因为你们几乎接近巴乔，都是伟大的球星。真正的悲伤无法抚慰。

巴尔扎利的话使我想起一段诗句：“我什么也不是。我将什么也不是。我不想自己什么都不是。除了这个，我拥有世上所有的梦。”它来自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葡萄牙人费尔南多·佩索阿。

（佩索阿当年常去的巴西女人咖啡馆铜像）

佩索阿还说，“有人生梦想的人，可能错过这个梦想。没有人生梦想的人，也错过了这个梦想。” 他甚至说，“航行是必须的，生活不是必须的。”为此，写作是必须的，生活不是必须的。为此，梦想是必须的，生活不是必须的。

哨响了，意大利人要回家了。他们要回去生活。而我们，旅行还要继续，写作还要继续，梦想还要继续。欧洲杯于我们还没结束。

我们本打算在意大利淘汰德国之后，先回到意大利，为香蕉球的朋友带来意大利夏日广场上的欢庆，让人们重新去听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让许多90后或者85后的孩子们听一听他们出生之前这世界曾经有过的激情。让他们明白（也提醒我自己），更美好的不一定都在前方，古人不一定比我们过得差。

葡萄牙本是我们的预留节目，原定计划是葡萄牙冲进决赛我们再从意大利赶来这里。现在，我们提前来到了葡萄牙，准备为香蕉球观众直播半决赛的第二现场，看看葡萄牙人如何度过12年来的第三次欧洲杯半决赛。

从南特持续的阴冷到里斯本的阳光，只需不到两小时的飞行。不得不承认，飞机是个枯燥却又神奇的发明。一个月以来，我们第一次抛却C3，将它丢在南特机场的停车场，丢在法国西部阴冷的大西洋云层之下。

7月3日，我们从波尔多赶往南特，像是从审判地赶往刑场，乌云是笼罩在我们头顶永恒的存在(但愿只是我们运气不好没碰上阳光，否则我真的同情这一带的法国人)。意大利VS德国，在看台上耗尽了全部力气的我就像也在场上踢完了120分钟，当晚2点才入睡。第二天在车上仍旧昏沉欲睡，半点也没有心思看窗外的景致。说到底这三四百公里的高速路不看也罢，都是一样的乌云，沥青路，路两旁整齐的树篱，和每隔一段就有的加油站与高速路服务区。越往北走，法国的高速路服务区更加现代化，食物的塑料味也更浓，人脸上的表情也更机械化。

我忘了是哪一位法国哲人说过的：现代社会有许多无地之地(Non Lieu),机场候机厅、高速路服务区、路边连锁的汽车旅馆……这个名单还可以更长，比如城市里的公车、地铁、百货商场、写字楼等等。在这些地方，我们只是千万个数字之中的一个数字，既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在这些地方，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罚点球的机会都没有的命运。

而我们自己，似乎急于仓皇逃离南特机场这个“无地之地”。把猫车C3独自抛在这里，我相当愧疚，离开它时充满不舍。我只好它默念：等我们回来，等我们从葡萄牙装回满袋子的阳光，带回给你。

南欧的阳光里随时在发生一分一秒改变命运的事情，有时是神迹，如卢尔德的少女贝纳黛特遇到圣母，有时是悲剧，如一年到头躺在长椅上的流浪汉突然在某天被当地媒体宣告死去。

现在我们就在南欧，在光明之城里斯本。2004年第一次采访欧洲杯时我来过这里，但那时的我还没读过佩索阿，还不明白，塔古斯河入海口的光亮意味着什么。

（里斯本海滩）

（里斯本商业广场）

站在葡萄牙宽阔的海滨广场上，在海风和阳光的抚慰之下，我积蓄了好几天的思绪似乎也要破堤而出，与大西洋的浪花融在一起。我突然明白，欢乐或者哭泣的脸，都好过一张没有表情的脸。这是为什么法国人一夜之间把留尼汪岛来的小子帕耶当成了民族新宠。首轮小组赛结束前一分钟破门，打进2比1对罗马尼亚的制胜球后，帕耶哭了。法国人忘了流泪是什么感觉，他帮法国人哭了出来。这位岛民快乐纯粹的眼泪，帮助法国人找到了些许面对每一天的力量，面对这个罢工、恐怖阴霾、警察被杀、大洪水的夏天……

不能旅行，就写作 。不能踢球，就写足球。不能欢笑，那就哭泣吧。总之，要以一种方式跨出生活。就像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留在里斯本生活的佩索阿，通过写作实现灵魂的旅行。他说，“我认识的最伟大的旅行家是对面烟店的伙计，他哪儿都没去过，却积攒了全世界的明信片。”

生活是不够的，所以有了音乐。生活是不够的，所以有了文学。生活是不够的，所以有了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