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题:巴西水彩画(14)——足球在灵魂里踢
“足球在灵魂里踢”，每逢足球大赛，巴西诗人德鲁蒙德这首诗的前四行就会反复被引用。
幸好世界上还有葡萄牙语这种语言，也幸好还有巴西这样热爱诗歌的国家。里约奥运开幕式上，全世界观众聆听了德鲁蒙德的《花与恶心》，其实是旁听，因为这个世界早已和诗歌渐行渐远。
本期巴西水彩画将重点介绍巴西诗人和足球的关系。在欧美，众多文人、乐人与足球老死不相往来，加缪和萨特说过几句有关足球的格言，已像是文学对足球的慷慨馈赠。
在巴西，足球、音乐、诗歌、文学却总在激情中碰撞和交汇。曾有人发现，巴西最重要的音乐家里，一辈子没谈过半句足球的竟只找得出一个——巴伊亚人卡伊米（Dorival Caymmi）。
卡伊米不谈足球，却和足球无比合拍。他的桑巴歌曲每首放到足球世界里都可完美成立，“谁不喜欢桑巴，就是脑子坏了，或者腿脚有病”——足球不也一样？
卡伊米的性格也像个顽皮捣蛋的巴西球员。卡伊米年老时去意大利访问，发现意大利人成天说“prego”(请，不用谢)。刚好prego在葡语是“钉子”的意思。卡伊米找来一个钉子，每当有人说“请”“不用谢”，他就取出钉子朝别人眼皮底下晃晃。
绝不是无人拿过诺奖就不是文学大国，有人拿过了也不能证明就是文学大国。阿根廷没人拿过诺奖，但就20世纪世界文学和足球而言，博尔赫斯之于莫言，就像马拉多纳之于李霄鹏。
巴西也一样，巴西的诗歌、文学、音乐自成一体。墨西哥诺奖诗人帕斯很早看出这点，他认为巴西文学并非西语美洲文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宇宙。
马里奥·德·安德拉德（1893-1945）——足球生死劫
被视作巴西现代诗歌先驱者的马里奥·德·安德拉德（1893-1945）和足球是一场生死遭遇。
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出生在圣保罗一个中上阶层人家，从小被视作钢琴神童，还喜欢历史、艺术和诗歌，精熟法语。除此之外，他还非常喜欢足球，和家人在一起总是讨论足球。
20岁那年，马里奥几乎就要走上职业钢琴师之路，14岁的亲弟弟雷纳托却在一场球赛里受到意外的重击，就此离开人世。马里奥心理受创。他离开了音乐学校，去自家的农场独居了很久。
当他回到圣保罗，双手的颤抖让他无法继续演奏钢琴，钢琴师之路就此终结。
巴西旧货币克鲁塞罗上的马里奥·德·安德拉德
此后，马里奥转向学习演唱和音乐理论，准备未来做一名音乐老师，同时更专注于文学。1917年，弟弟去世4年后，马里奥出版了第一部诗集。
足球让弟弟早夭，弟弟早夭让马里奥的人生道路发生改变，但他并未因此改变对足球的喜爱。他的创作关注巴西人的日常生活，这意味着不可能没有足球，他甚至因为一个乌拉圭朋友在巴阿大战中选择支持阿根廷而写了一篇充满讥讽的专栏。
可惜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去世太早，错过了1950年马拉卡纳悲剧，也错过了之后巴西足球的辉煌时代。
若昂·卡布拉尔（1920-1999）——他曾是球员。
1999年若昂·卡布拉尔去世时，曾有传说1996年他差点获得诺贝尔奖，成为第一个赢得该荣誉的葡语作家。
若昂·卡布拉尔来自巴西东北的累西腓。中国媒体提及累西腓及其所属的伯南布哥州，常会立即联想起里瓦尔多的面孔，为这个城市冠上“贫穷落后”等帽子，习惯性地忽略累西腓在多种文化交汇中形成的深厚人文传统。此前我们介绍过的女作家克拉丽丝幼时在累西腓居住，她甚至可以在多种语言授课的学校上学。
累西腓当地人文氛围非常浓郁：此前我们介绍过的伟大人类学家弗莱里就是若昂·卡布拉尔的表兄弟，他们还有另一个表兄弟叫马努埃尔·班德拉，同是20世纪巴西国宝级诗人。而若昂·卡布拉尔的亲弟弟艾瓦尔多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被视作研究荷兰殖民巴西东北部历史的权威。
若昂·卡布拉尔的父亲曾在当地俱乐部美洲队（America）任职，若昂从小就是美洲队球迷，而且是美洲队少年队主力。巴西很多城市都有俱乐部叫“美洲队”，往往是当地成立最早的球队之一，但之后一致地不景气，美洲队的德比对手就是表兄弗莱里支持的航海队，通常输多胜少。
少年时代的若昂·卡布拉尔
15岁时，若昂·卡布拉尔甚至赢得了一项赛事的冠军。当时的足球比赛注册并不像后来一样严谨。当地的圣克鲁斯青年队进入了伯纳布哥州青年锦标赛决赛，但因为伤停，球队缺一名中场组织者。若昂·卡布拉尔的母亲是圣克鲁斯队球迷，同意儿子去帮忙，若昂踢得很棒，圣克鲁斯队拿下冠军头衔！
就在若昂·卡布拉尔被视作当地足球希望之星时，他却冒出一种奇怪的头痛病，无法再去球场上奔跑，甚至需要连续不断服用阿司匹林才能正常生活。头痛伴随了若昂·卡布拉尔一生，他自称“阿司匹林纪念碑”。
若昂·卡布拉尔没有放弃的是对美洲队的爱。后来去了里约，他也支持里约的美洲队。美洲队在各地都是输家，若昂·卡布拉尔写了一首诗描述美洲队球迷的感受：极少赢球，当胜利到来时，其滋味如同“清凉之物、敏感之肤、未婚之女……”
“我不相信灵感，也不是一个充满灵感的诗人”，若昂·卡布拉尔的诗歌并不追寻超凡的激情境界，而是一种智慧的精巧。他说，“对我而言，创造行为是一种智力劳动，我的诗歌来自创造也来自构建。”
若昂·卡布拉尔的街头雕像
在巴西20世纪最重要的几名诗人里，若昂·卡布拉尔或许是以足球题材作诗最多的一个。他和写出“足球在灵魂里”的德鲁蒙德一大不同在于，若昂·卡布拉尔自己曾是球员，他的足球诗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从内到外的视角，他并不去考察足球狂热的氛围或纯属观众的感受，更多是对足球本身的考察，这显然和他曾是球员有关。
如《在欧回想巴西足球》一诗，“球非敌人/如斗牛之牛/或如家用工具/用之无险/也非无人性之器/易持易使/此乃半活之器/如牲口，自有其反应/像牲口，需要/（不仅像牲口，更像女人）/狡猾且专注地驱使/将手的小聪明用于脚。”
若昂·卡布拉尔职业是外交官，曾在西班牙常驻，和艺术家米罗是好友。但他对欧洲足球丝毫不感冒，有一次他对媒体说，“在巴西，你可以不是任何球队的球迷，仅仅像观看演出一样去看足球，在欧洲这是无法做到的。欧洲足球里，看不到一次狡猾的配合，一个和谐的动作，一种优雅。只有赛跑，我对赛跑不敢兴趣。有人看球是为了看本队赢球，但我的球队是美洲队，赢得极少……”
若昂·卡布拉尔踢球时中场出身，对中场球员的推崇显而易见，一首《巴西球员对西班牙教练说》的诗歌里，他模拟一个巴西球员的口吻，告诉西班牙人：巴西人的传球不是在家里搬东西，而是拍发电报。
巴西足坛把精准的长传比作电报，1958和1962年的迪迪，1970年的热尔松，2002年的小罗，都是此类“电报长传”高手。若昂·卡布拉尔尤其喜欢能通过控球和传球把握比赛节奏的球员，如曾被媒体视为速度过慢的60年代帕尔梅拉斯中场阿德米尔·达·古亚。若昂·卡布拉尔写诗给他，夸奖其能够把自己的节奏施加给别人、施加给对手。
卡洛斯·德鲁蒙德——足球在灵魂里踢
德鲁蒙德（1902-1987）出生在巴西东南部米纳斯州。这位苏格兰后裔颇有令人发笑的能力，他的一首小诗《路中有块小石头》曾让巴西全国费解了半个世纪，直到德鲁蒙德去世前才“正告国人”：也就是小时候被石头绊了一跤……
德鲁蒙德雕像
曾旅居巴西的诗人胡续冬翻译过多首德鲁蒙德的趣诗，看看这首《屁股，多么有趣》：
屁股，多么有趣
它总是笑着，从不忧郁。
身体前面的状况
它毫不在意。屁股独当一面。
还有别的什么吗？或许还有双乳。
屁股在嘀咕：眼下，这些小嫩男们
还有很多课要补。
屁股是一对孪生的月亮
晃动在圆形轨道上。走动时，
它有着精妙的韵律，像是个奇迹，
屁股充分地合二为一。
屁股有自己的由头
去欢乐开怀，去爱。
在床上它颇能折腾。群山
隆起，而又塌陷。浪花
拍打着无尽的海滩。
那时，屁股会露出笑容，会感到
天赐的幸福：在一片混乱之际
摆动着两个和谐的球体。
屁股就是屁股
肥嘟嘟。
本文末尾，作为附带阅读，我们挑选了德鲁蒙德的诗歌《足球》，还有一篇写于1982年特里·桑塔纳执教的“艺术足球”巴西队2：3输给意大利出局后的专栏。
在前往西班牙观看比赛的途中，德鲁蒙德曾给女儿写信，他担心国家队这美仑美奂的足球让巴西人把一切都看得美好，忘记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足球沦为独裁者巩固专制政权的利器。但德鲁蒙德也绝非移花接木、为反对而反对，为讽刺而讽刺，他展现了和谐的多样性：恰到好处的讽刺，智慧的启示，诚挚的劝慰，然后，漂亮的文字。
足球 (选自书《错诗》 1988)
（巴西）卡洛斯·德鲁蒙德 翻译/汪玮
足球在球场里踢？
足球在海滩踢，
足球在街上踢，
足球在灵魂里踢。
足球从来一个模样：神圣的形状
对巨星抑或高跷腿*。
触球传来同一种快感
在世界杯赛场
抑或山中旱地
都是瞬间雕像的飞翔
双脚和躯干编织
古怪、舞动的图案
轻松欢快的时刻：
记录球员漂荡在空中的身姿
--最终，这胜利的肢体，
也将顺应悲哀的落体定律。
*译者注：巴西人称球技差劲的球员是高跷腿
失败，胜利，生活
（写于1982年世界杯巴西输给意大利以后，发表于《巴西日报》）
当裁判吹响终场哨，我在街头看到哭泣的人们；我看到男人和女人们厌恶地踢着几分钟前还被视作神圣的黄绿色气球；我看到无法释怀的醉汉们弄不明白为何借酒不能浇愁；我看见男孩和女孩带着准备迎接欢乐的心，要去庆祝失败，只为了不能什么也不庆祝。
我看见了倔强又孜孜不倦的国家队主帅，在一张布偶的外形里忍受火刑的生煎，而同时，那个门前屡失良机的球员被看作是祖国的又一个叛徒；我读到塞阿腊州有人自杀的消息，还有人因球赛失利心脏病发而死；我看到中上阶层人士想用苏格兰威士忌消融痛苦，听见小孩子们为了同样的缘故绝望地痛哭；我看到稍大的男孩改变了词汇的性别，指责女孩带来霉运。
我看见总统先生极力控制的失望，尽管在经历了政府的一系列失败之后，他原本准备作为第一球迷享受自己人生和国家最重大的欢庆；我看见投机党派的候选人们迷惘失落的样子，因为此次失利使他们错失竞选获胜的良机。我看见原本意见相左的党派紧密团结在灾难周围，只因这灾难如巨大灰霾，使人们丧失对一切——包括竞选——的兴趣。我看到旗帜生产商和摊贩们巨大的痛苦，他们已将第四次世界冠军这一倍被期待的头衔印上了小国旗，如今只成讽刺性的废品。我看见那些高楼大厦的清洁工们带着悲伤将希望的残骸打扫出去；我看见了许多，感受到了灵魂里的许多……
我的结论是，对于失败，我们不仅从未准备好接受，而且也不希望它发生、更不愿意承认它会发生，但失败最终却是生活革新的工具。就像胜利会通过它的辩论法则，确立自己的存世方式；如果一次失败是压倒性的，不断的成功同样会带来意志力和进取心的磨损、尽欢之后的倦怠，使得原本活跃的个人和整体都停滞下来。失败要求彻底清扫废墟：重新开始。
当然，为了赢得这届任性的世界杯，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但尽了全力就足以向命运要求一个战无不胜的结果吗？把机遇、不可知乃至荒诞归结于足以将最科学的计算都消于无形的造物之力，难道不是更为明智吗？如果巴西队造访西班牙这块神秘城堡聚集的土地，仅仅就是揽下奖杯、像巴西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产一样从行李箱里运回，又有多大成就可言?
实际上，我们去那里就是为了满足对于“不确定”，“困难”、“幻想”以及“冒险”的口味，而并不是为了收回一件被盗的物品。事实是，我们将不会因为没有带回奖杯而空手而回。我们带回了一些很好又显而易见的东西，我们收获了竞技的精神。我们战胜了四支拥有同等野心的球队，但却输给了第5支。不是因为我们更有灵气意大利就得输给我们。只是在1对1的较量里，运气没有站在我们这边。耐心点吧，我们也不要把一次只能称作为经验的经历当成一个举国的惨剧，就像其他很多浮躁而成之事。
输了，但在泪水的煽情主义之后，我们需要重新努力，再去争取，让大多数人明白适可而止的意义，知道真正的对手是谁，了解可能性的丰富所在，还有生命真实的容积。我们既非战无不胜，也不是从未企及过“伟大”的可怜虫，而伟大这一价值是如此相对，甚至越来越稀少，就快不存在了。
我想要用手摸摸特里·桑塔纳的脑袋，还有他的球员们、替补们、替补的替补们的脑袋，就像罗伯特·迪纳米特——这个从未曾被使用的游客。我想用这样的动作向他们表达用话语说出来会显得刻意和愚蠢的话。
动作意味着一切，我们会理解它包含的抚慰之意。现在，特里! 现在，小伙子们！现在，好运！1982 年世界杯被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但世界并没完结，巴西无论是好是歹，也没完。外面的阳光正美好，那是我们所有人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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