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连续针对烧钱表态 中超释放“降虚火”信号？

记者马德兴报道

1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就目前中国足球的一些热点问题，如俱乐部大规模“烧钱”、球员收入过高、不重视青训等现象发表了意见，并建议中国足协采取相应措施。实际上，这已不是近期相关部门第一次就中国足球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从去年12月开始，围绕着中国足球尤其是职业联赛中的非理性行为，相关部门连续发表意见，这其实可以理解为“密集降火”。当然，这并不是否定中国足球前一阶段的改革、否定改革以来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与进步，恰恰相反，这一系列讲话与举措恰恰是为了让中国足球的改革与发展能够在理性的状态下平稳而健康地深入下去，最终实现振兴中国足球的目标。

密集“降火”的背后

以国务院“46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公布为契机，以2015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正式公布为重要“节点”，在近两年时间里，足球产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光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职业联赛的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各路资本纷纷介入，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足球改革之后出现的积极向上的现象。但在这个过程中，“烧钱”不断为外界所诟病，球员的市场价格远远超出实际价值。而中资对海外俱乐部的收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仅仅过去两年内，已先后有18家海外俱乐部出现了中资的身影。

也正是在这一系列“不理性”举动的大背景下，从去年12月7日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四部委首次就“中资非理性投资国外体育俱乐部”问题公开发表意见，在回答记者有关“当前对外投资形势下中国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的提问时，称：监管部门也密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这样的回答尽管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收购海外俱乐部)，但实际上已经对此前近两年时间里中资疯狂收购海外俱乐部的现象给出了明确的态度。

至去年底，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在体育局长会议期间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近期陆续出现的中超高薪引进外援等话题持续受到广大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体育总局对此高度重视。”而且，据知情人士透露，更高层也对足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理性”行为表示关注，相关部门之所以对此不断发声，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如果资本的介入能够推动中国足球的改革向着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围绕着中国足球的负面消息也是层出不穷。就以中资收购海外俱乐部为例，据法新社去年12月29日报道，海牙俱乐部方面已经将他们的中国老板告上了法庭，要求支付超过230万欧元的资金。而且，荷兰足协将海牙俱乐部列入了“财政困难球队”的观察名单后，给海牙俱乐部六周的时间来平衡财政，如果没能成功，荷兰足协将采取进一步措施，甚至可能吊销俱乐部的执照。类似这样的消息，不仅对中资未来走出国门、迈向国际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对中国足球的形象伤害也是巨大的，甚至直接将影响到整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

在大量资本涌入中国足坛后，虽然直接刺激了中国职业联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同时带来了球员身价非理性暴涨等负面影响，加剧了中国职业联赛市场的“泡沫”。一个现实情况是：同样是一名外援，如果是欧洲某家球会相中了，或许100万欧元就能够谈成。但一旦听说是某家中国俱乐部，则转会费直接会在这100万欧元基础上翻两三番、直接报价就从两三百万欧元开始，更有甚者直接翻四五倍、五六倍。而中国的某些俱乐部在失去了“理智”之后，反而还会在原有价码基础上再上涨。如果再加上部分经纪人谋求个人私利最大化，开出的价码还会更高。于是，这也就让中超红火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足协实施“宏观调控”

当中国足协在去年底下发有关外援出场“3+1”政策的意见征求函时，当中国足协酝酿有关联赛中启用年轻球员规定时，当“限薪令”被重提时，这恐怕并不是中国足协或更高层部门在阻挠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改革进程，而是在大形势下必然采取的政策调控措施。

“让市场说了算！”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最终方向与目标。但是，“让市场说了算”的同时，作为监管部门甚至是政府部门，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大撒把”、彻底不闻不问？显然这是一个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在围绕着外援是否需要限制、年轻球员是否应该确保出场时间、是否应该限薪等问题上，外界普遍的看法就是：“中国足协在干扰市场、阻挠职业化发展”。问题在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的过程都证明：政府从未放弃过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管理。足坛同样如此。宏观经济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稳定物价”。如今中国足球市场的物价(身价)飞涨，直接关系到中国职业化的健康与发展。行业管理部门，采取必要的措施调控，最终目的恐怕并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样是“干扰市场”，而是希望能够更好地稳定价格，让职业联赛更加健康。

同样，政府部门相继对中国足球职业化过程中存在着的“非理性”行为表示关注，就像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所说的：“要调节、抑制高价引援，合理限制球员过高收入。”这也是为了让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更趋理性、步子迈得更稳健。这与过去那种大包大揽、事无巨细、无所不管的“管控”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正如美国当代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中国足协如今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不再是一个政府部门，但作为行业最高管理部门，同样需要对行业内出现的诸多“不理性”行为加以制止。

足改无法超越社会现实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与改革步伐是无法令人满意的，特别是这些年来中国足球在竞技层面每况愈下。因此，要求加快职业化改革步伐的呼声越发高涨。其出发点和本意都没有错，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与改革都无法脱离社会的现实。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亦即中国足球职业化第一轮改革期间，职业联赛中开始出现了诸多不良苗头，直至本世纪初的“假赌黑”泛滥。时任掌门人王俊生就曾深刻感慨，“中国足球的发展速度过快，甚至超越了社会发现的现实，很多问题就已经完全不在足协和体育主管部门的掌控范围之内了。”这话虽然是10多年前的，但放在中国足球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就以目前呼声最高的有关成立“中国足球职业联盟”一事为例，当许多人都在大谈近邻韩日的职业联盟、欧美的职业联盟如何如何之时，我们似乎不能忘却一点，即不管是韩日还是欧美的职业联盟，都无法脱离其本国的社会现实。像日本足球的职业联赛，几乎与中国职业联赛同时起步，但其发展的健康程度远高于中国联赛，究其原因，不能忘了日本社会发展程度更高这一现实背景，而且日本社会的各项法律体系、保障体系恐怕也是我们现阶段无法相比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日本职业俱乐部能够实施财务公平规则，很重要一点在于日本职业俱乐部的财务是完全公开的，而且整个社会的诚信度相对较高。那么，中国足球现阶段的诚信度究竟如何？职业俱乐部敢于公开各自的财务状况吗？再譬如像限薪令，中国职业化早期并非没有实施过，但缘何效果几乎为零？恐怕直接与“信用”有关。

换而言之，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必须与中国社会现实相匹配。否则，中国足球的改革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据很难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