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伯答问：球员球迷的关系 就像记者读者的关系
文/体坛+记者王勤伯
有读者提出让我写一篇文章，关于如何尊重球迷，或球队应该如何回应球迷的热情。新闻背景是最近王大雷、王上源在网络上对球迷指责、谩骂的愤然回应。
不得不说，我对中超的了解非常有限，读了几篇相关报道，总感觉还是缺乏事件背景资料，所以不方便对相关事件进行评论。
既然读者提出让我谈谈看法，我就尝试说得开一些，引申讨论一些内容。
1
最近中国媒体很流行大数据、抓取等说法。读者面对的一个结果是，只要发生一个热点新闻，立即会出现很多篇与此有关的评论、新闻、类似剧情的故事。一些头脑比较灵光的作者、微信公号很早就瞄准了这个趋势。每天追着热点新闻写评论、旧闻新炒。
我不是太好接受这样的现象。我相信很多热点其实没有什么热点价值，很多关联事件彼此其实没有一点关联，很多旧闻也没有再度阅读的必要。
而且，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去评论一番的专栏作家很无聊。体育圈里，我已经很讨厌奥运、足球、NBA、体育人生样样皆知的专栏作家——最近友人发给我看一篇稿件，和我的报道同样的主题和资料来源，某全体育通吃的名家翻译得错误百出面目全非——当然，我也只是讨厌而已，别人就是很有影响力。
所以，就当下的中文写作而言，我更喜欢那些一开篇就摆明自己对某件事情理解有局限、自己人生不咋地的作者。
这样的作者很少。
回到王大雷和王上源的事情。如果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间隔大一些，是否还会被联系到一起成为热点？
2
专栏作家里还有一类“技术流”。无论发生什么事件，他们都能从道德上进行剖析，设计新的社会制度或规范，我们应该怎么样，社会应该有什么规矩。
体育生态，尤其是足球，恰恰是反对这些“应该”和“必须”的。没有谁能确定球员和球迷之间有哪些应该和不应该……美国学校可以禁止老师和学生做爱，但能够禁止球员和球迷做爱吗？
3
以前住在米兰，我每个周末上午爱去公园踢野球。后来渐渐淡出了，原因是来踢野球的基本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把积累了一周的愤怒都发泄到球场上，跑得动的人下脚特别狠，跑不动的人一直骂骂咧咧。
我曾有过一次不太花哨的过人之后被恶狠狠地从后直接踢倒，纯属发泄的一脚。他们像不像那些成天在网络上喷人的球迷？足球是否成为一种发泄的工具？
然而，我真的不讨厌这些踢球的无产阶级，或底层人，有时候我倒瞧不起自己的技战术意识和花拳绣腿。我是这种野场和恶脚的受害者，但大多数动作轻灵的球星是受益者，他们小时候是从这里飞出去的。
戴维斯当年在都灵，每天晚上到处开车找人踢野球，停车场里的比赛他也踢。齐达内去过两次不敢去了，怕受伤，戴维斯说：“我们在尤文踢球是职业，和这些人踢，才是真的爱好。”
而且，这些看似缺少规范、制度的氛围里，往往存在一些基本的、令人起敬的道德。
有一次，我参加的一场野球比赛，一个南美劳工胡里奥抢球时和一个意大利人发生了冲突。是胡里奥不对，他就像突然发了疯。我们把胡里奥抱开。他被抱着仍然像一头野兽，试图再踢对方一脚。
胡里奥一个人远远地坐在山坡上，看其他人踢球，然后，他哭了起来，哭了很久。这场哭，就是他的人生。
如果在人类社会别的领域，做错事的人能有如此迅速的悔意，或许这个世界会美好很多……
网络暴民不是胡里奥。
4
网络让球员和球迷走得更近，也让记者和读者走得更近。球员对球迷愤然回应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记者对读者的谩骂、批评愤然回应。这是同一件事情。
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记者，因为我报道的领域引发利益冲突、（政治和文化）立场对立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大多数时候能够和读者形成比较健康的互动。
两三年前，我曾在网络上问过一次，为什么我每写贝卢斯科尼就是一连串讽刺挖苦，却没有红黑球迷说我“黑AC米兰”。
有红黑迷回答：“我们自黑都还来不及呢……”
或者是昨天，我找去现场看了国际米兰热身赛的球迷咨询一些关于斯帕莱蒂技战术安排的问题，收到的评论让我狠惊讶：这些蓝黑球迷指出本队存在的问题，非常直接、犀利——换成我来写报道，可能反倒会温和很多。
肯定也存在少数人就是为挑衅而挑衅、为谩骂而谩骂的读者。但他们的基本问题是根本就没看懂我的文章，或者是相信一些不存在的“知识”，例如“蓝黑应该写梅阿查，而不是圣西罗”。
或是关于拉维奇“辱华风波”，他们坚持自己被种族歧视了，直接说我收钱为华夏幸福洗地。
但我不是靠这少数人养活的记者，不回应他们的谩骂、挑衅是很自然的事情。
5
网络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少数人的声音很大，很刺耳，怎么办？
对此，我倒是觉得不那么严重。因为极端者的声音从来很大、很刺耳。真正的问题是，网络暴露出了人类社会很多“中间派”普遍的无真实立场、无坚定价值观、从众心态。
这些人在极端声音面前，总是在考虑，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像他们一样——至少，在潜意识里是反复经受这样的诱惑。
在《巴西水彩画(8)——挑战(下)目标永远都是心》里，巴西记者阿尔芒多·诺格拉曾讲述一名球星的故事，他在马拉卡纳被所有人嘘声和谩骂，赛后他对阿尔芒多·诺格拉讲述，自己在那一天如何被家庭悲剧困扰。
阿尔芒多·诺格拉写到，“那天，我发现了人民的声音并不总是上帝的声音，有时人群可以为勒死一个孩子助威。”
对于我来说，网络语言暴力的威胁正是这里——大多数人变得极端和残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他们都不知道。但这又是网络语言暴力的问题吗？还是人类社会本身的问题，永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