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下诺夫哥罗德: 足球之外 顺路拜访高尔基
体坛+记者毕陌发自下诺夫哥罗德
从莫斯科坐火车，向东南3个半小时，就到达下诺夫哥罗德。在我对俄罗斯有限的知识里, 无法精准地概括出下诺夫哥罗德的特点——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比，这座城市的规模显然偏小，也不是新西伯利亚或者叶卡捷琳堡之类的区域中心城市，但她又在某个历史时间段做俄罗斯的首都，二十年前还是俄罗斯第三大的城市。
巨大的列宁像似乎是俄罗斯每个城市的标配
下诺夫哥罗德坐落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的交汇处：顺着契卡洛夫阶梯向下，河岸聚集大群高举啤酒，沐浴午后阳光的英格兰球迷——尽管这两天的阳光过于炽热了一些。
契卡罗浮台阶上的一对英国情侣，背后是伏尔加河
但下诺夫哥罗德也不是旅游城市，苏联时代这里曾经有俄罗斯最大的汽车厂，同时也是氢弹与原子弹的研发中心，一度被行政规划为保密城市。不过和电网铁轨密布，尘土飞扬的伏尔加格勒比，下诺夫哥罗德又绝无如此浓重的老工业画风——除了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外，下诺夫哥罗德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造访这座城市，除了看一场世界杯足球赛以外，最大的祛魅目的，是来看一看高尔基的故乡: 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即生长于此。在老旧的世界地图册里，这个城市的名称标注不是冗长拗口的“下诺夫哥罗德”，而是“高尔基”。
下诺夫哥罗德市中心高尔基广场与高尔基像
举办俄罗斯世界杯的2018年刚好是高尔基诞辰150周年。1868年，高尔基——或者更确切的说，马克西姆·佩什科夫出生在这个城市，但他最早的成长岁月，是在俄罗斯南部的阿斯特拉罕。直到他父亲去世后，马克西姆回到自己出生的下诺夫哥罗德，和祖父母居住。
从《我的童年》这部自传体小说来看，马克西姆在下诺夫哥罗德的童年显然不幸福，周围的男性亲戚对他态度粗暴蛮横，母亲改嫁，只有祖母带给他亲人的温暖，以及更重要的——阅读与思考的习惯。
卡什林之家: 高尔基《我的童年》故事发生地，卡什林即高尔基的祖母——来源TripAdvisor.com
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奠定此人的世界观。马克西姆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少年时期基本是苦涩的，青年时期四处游历，深深地浸润于沙俄时期的普通劳工的生活。基于这样的经历，24岁开始创作马克西姆以“高尔基”为笔名，意为“苦涩”。
高尔基故居——高尔基一家曾于20世纪初居住在这里
阅读高尔基的印象，对我来说已经相当遥远了，但高尔基的作品风格太过于鲜明，即便多年不碰他的作品，仍然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他的文风，以及其作品所承载的世界观与叙事方式。和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高尔基显然在光谱的另一端。在一封茨威格写给高尔基的信件中，奥地利作家这样写道: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了解了这个民族的毁灭性力量，但通过您，我发现了这个民族隐匿的，沉默的建构性力量…….您以诗性的笔触，清晰地描绘出了这个民族的实质。”
高尔基故居的书房
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我国，高尔基的作品都被理解成无产阶级文学的典范作品。尽管因为其世界观和文化理念，高尔基早在19世纪初，尤其是1905年革命后，就和布尔什维克走得非常近。1906年高尔基的纽约之行也收到了布尔什维克的资助。但高尔基并未停止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质疑乃至批判，和列宁的关系也若即若离。这种裂痕在1917年革命后不断扩大。1918年，高尔基写下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对于列宁十月革命后的种种举措进行了反思与批评，认为列宁和沙皇一样，“冷血的骗子，既不珍视荣誉，也不吝惜无产阶级的性命”。
高尔基文学博物馆里的导游妹子
尽管高尔基仍然被列宁认为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党外盟友”，双方也没有公开闹翻，但与列宁不融洽的关系是高尔基出走意大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十月革命之后的10多年里，高尔基大多时间在意大利的索伦托度过，官方的说辞是需要治疗结核病。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高尔基也需要回到莫斯科——比如1921年，在诗人古米廖夫被契卡逮捕后，高尔基赶回莫斯科亲自向列宁求情。
高尔基（左）与列宁（右）
斯大林阴影下的高尔基
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自杀。此时的斯大林需要下一个文化偶像来宣传自己治下的苏共政权。1932年，在斯大林的力劝下，高尔基从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回到了苏联——至于高尔基愿意回苏联的原因，可能与他当时在意大利不算理想的经济状况有关。再伟大的作家也是凡人，比起国外的寂寞生活，在耳顺之年叶落归根，成为官方树立的文化偶像显然是个无法抗拒的Offer。
高尔基在索伦托 --- by 帕维尔·科林, 1932
回到苏联的高尔基收到了来自官方的热切欢迎——苏联政府授予其列宁勋章。同时，高尔基获得了另一项殊荣: 高尔基出生的下诺夫哥罗德市被改名叫做高尔基市，同时整个下诺夫哥罗德州被改名为高尔基州，同时莫斯科市中心的Tverskaya Street被改名为高尔基大街。高尔基同时被授予苏联作协主席职位。斯大林需要高尔基在西欧左翼文艺圈的人脉和影响力宣传共产主义文化——比如安德烈·纪德，比如罗曼·罗兰。
索尔仁尼琴曾经评价高尔基：“自从他于1920年代回到苏联之后，他成为了一个邪恶的象征，刽子手的帮凶。”
索尔仁尼琴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在最初回到苏联，与斯大林关系密切的蜜月期里，高尔基于1933年完成了《白海-波罗的海建造史》的创作，为斯大林征用劳改犯，在极其严酷的条件下以非人道的方式快速完成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歌功颂德，这一段历史也被索尔仁尼琴记录在他的《古拉格群岛》中。
斯大林（左）和高尔基（右）
早在列宁时期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就多有批判，对于斯大林逐渐膨胀的个人崇拜，高尔基更不可能赞同——尽管从形式上而言，高尔基是斯大林最亲信的知识分子之一。就算高尔基在回国后，对斯大林政权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高尔基也只能安于作为起到国家权力鹰犬，橡皮图章作用的木偶泥塑，牢骚仅发泄于非官方场合和私人日记。贵为文联主席，无论在《真理报》上的撰文，还是在文联会议的讲话，都在斯大林政权的监控下，不少公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由宣传部门撰写，只有签字来自于高尔基。
苏联宣传海报: 高尔基和红军士兵
在高尔基生命的最后一年，苏联开始了大清洗，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或被处决或被发配古拉格。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去世——官方的说法是心脏疾病，在高尔基去世后数小时，作为国家级文化符号，他的大脑被取出，保存在莫斯科的神经研究所。斯大林亲自为高尔基抬棺，10万民众瞻仰了高尔基的葬礼。
1936年6月，高尔基葬礼，斯大林为其抬棺，出席的苏共高层还包括莫洛托夫，亚戈达，日丹诺夫，季米特洛夫等人
下诺夫哥罗德的B面: 萨哈罗夫
高尔基人生最后的5年挣扎在矛盾中，直至作为官方偶像去世。作为个体，无论才华与成就如何辉煌伟大，面对历史洪流的裹挟，终究无能为力。
半个世纪后，另一位和下诺夫哥罗德有着深厚渊源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相异的形式表达了个体与集权体制的关系。
1980年，萨哈罗夫由于批评苏联出兵阿富汗，被苏联当局正式逮捕，软禁在当时作为保密城市的下诺夫哥罗德。放在这个和莫斯科距离400公里的封闭城市，既能让莫斯科的当局有效地监视这位核物理权威，同时可以切断他与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联系。
萨哈罗夫在下诺夫哥罗德的故居——此地离市区太远，所以本文作者没有过去
和高尔基相反，书香门第出身的萨哈罗夫的成长不必面对冷峻的现实和苦涩的经历——或许是这样相对优越的家庭背景，同样作为国家知识权威的萨哈罗夫与集权主义的关系，少些纠结矛盾，多些知识分子的纯粹与天真。
在二战期间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萨哈罗夫师从苏联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塔姆，参与了苏联的原子弹研制计划，并于1950年代主持了前苏联的氢弹研制。1960年代，在苏联科学界已经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萨哈洛夫积极向苏联当局提议和美国协作，争取防止核扩散与防止军备竞赛，并且力劝当局主动放弃反弹道导弹计划。
萨哈罗夫（左）和另一位苏联核物理权威库尔恰托夫，1958
在反核扩散运动以外，萨哈洛夫同时还积极参与民权运动。由于其政治理念与行为，萨哈罗夫被苏联当局严密监视，克格勃负责人安德罗波夫称萨哈洛夫为 “国家头号敌人”。
1975年，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与同期另一位知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一样，萨哈罗夫也被禁止出境参加授奖仪式，最后由夫人代领。其作为功勋科学家的荣誉与特权全部被剥夺，直到1980年被逮捕。
萨哈罗夫的夫人邦纳在诺贝尔奖颁奖式上致辞，奥斯陆，1975年
在下诺夫哥罗德，萨哈罗夫与苏联当局的摩擦仍然在继续。期间，萨哈罗夫以绝食的方式要求其夫人获准前往美国接受心脏疾病治疗。一直到1986年年末，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经济改革（perestroika）与政治开放（glanost），对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因此萨哈罗夫也获准回到莫斯科，直至1989年病逝。在其病逝前一年，欧洲议会设立了萨哈罗夫奖，以纪念对人权运动与自由思想有杰出贡献的人士。
萨哈罗夫去世前已经成为了戈尔巴乔夫的高级幕僚，图为萨哈罗夫在苏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
萨哈罗夫——至少从结局而言，他对于极权的抗争，是有效并且圆满的。1930年代，斯大林只需要几个忠实可靠的特工就可以轻易解决掉一个不听话的知识分子。但1970年代的苏联已经不是一言堂的世界，尤其在西方，萨哈罗夫已经被竖立为一个人权丰碑。冷战时期的苏共，在处置萨哈罗夫的方式上，不得不考虑国际舆论。
我曾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是核弹，因此我为人民研制出了它，但我最后明白，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并不是核弹，而是真理——萨哈罗夫
因此，萨哈罗夫是幸运的，和索尔仁尼琴类似，他生活在一个苏联集权体制已经逐渐松动的年代，因此他不必像高尔基，充满矛盾地在斯大林的阴影之下委曲求全。同时，他的形象也是单纯的，他没有像索尔仁尼琴一样，以极权体制批判者的身份踏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土地，继而又成为西方社会的批判者。他甚至没有能够看到冷战结束，以及苏联解体的那一天，而陷入一种新形式的矛盾——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带来了人权与自由，同时也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加速萧条的9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