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式“归化”难以当重任 中国足球且慢盲目效仿
体坛周报记者马德兴阿布扎比报道
不知从何时开始，“归化球员”成为了中国足坛的一大热点话题。有关方面为了促成此事，甚至出台相应政策，各方人士也在开始全面运作。而且，亚洲杯开始后，外界还宣称“归化”是大势所趋、亚洲杯参赛各队都在大量启用“归化球员”。一时之间，似乎未来中国男足国家队中只要出现所谓的“归化球员”，技战术水平就肯定可以突飞猛进、进世界杯是指日可待。可现实情况究竟如何？
菲律宾移民队暴露本质
中菲之战赛前，里皮曾明确表示，“根据我的了解，菲律宾队不是一支亚洲球队，而更像是欧洲球队风格。他们阵中有来自西班牙、德国、西班牙的球员，还有来自丹麦的守门员。”此言不假，这支菲律宾队其实就是国内球迷认为的“归化球队”的代表。请看下表：
首发球员 出生地 父母双亲国籍
2号阿·席尔瓦 出生西班牙 母亲西班牙、父亲菲律宾
3号德穆尔加 出生西班牙 父亲西班牙、母亲菲律宾
4号斯特劳施 出生德国 父亲德国、母亲菲律宾
6号伍德兰德 出生阿联酋 父亲英格兰、母亲菲律宾
11号佐藤大介 出生菲律宾 父亲日本、母亲菲律宾
12号帕利亚 出生奥地利 父亲匈牙利、母亲菲律宾
14号因格雷索 出生德国 母亲德国、父亲菲律宾
15号法尔克斯加德 出生丹麦 父亲丹麦、母亲菲律宾
17号施鲁克 出生德国 父亲德国、母亲菲律宾
18号雷彻尔特 出生德国 父亲德国、母亲菲律宾
20号哈维尔 出生西班牙 父亲西班牙、母亲菲律宾
从此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11名球员中，11号佐藤大介是出生在菲律宾本土，而其他10人全都在海外出生。当然，这些球员的双亲之一是菲律宾人、拥有菲律宾护照。所以，这些球员根据国际足联的相关规定，可以选择代表菲律宾国家队出场。
而且，有意思的是，上述首发11人中，除了两人的父亲拥有菲律宾国籍外，其他9人全都属于母亲是菲律宾人。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与菲律宾拥有大量的外出劳务女工有很大关系。比如，此番在阿联酋下榻的宾馆或酒店中，随处都可以遇到来自菲律宾的女服务员。某种程度上，是菲律宾这个国家的劳务人员输出现状，让菲律宾拥有这样的先天条件。而且，在菲律宾是承认双重国籍的。也就是说，这些球员在出生地拿到出生地所在国家的护照后，再申请菲律宾护照，在菲律宾的国家法律层面是许可的。
恰恰是因为拥有双重护照，这些拥有菲律宾血统的球员可以在欧盟国家踢球，寻找俱乐部时不会受到“非欧盟球员”的限制。所有这些球员在回归菲律宾国内俱乐部踢球前，都曾是在欧洲俱乐部的青训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也曾在欧洲参加过职业联赛。当然，更多的还只是欧洲各国的二级、三级甚至是四级职业俱乐部中效力。
实际上，在中国队与菲律宾队的赛前奏国歌时，还应该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菲律宾队的11名首发球员中，只有一两名球员在唱菲律宾国歌，大部分球员没反应。这足以说明，这支混血移民球队对于菲律宾其实并无太多归属感，想要依靠这样的球员来带动一个国家足球的崛起，显然不切实际。
菲律宾队实质不是“归化”
上文在谈及菲律宾队时，用的是混血移民球队，而不是外界口中的“归化队”。这是因为外界对于归化这件事存在错误的理解。因为这些菲律宾球员的父母双亲之一拥有菲律宾护照、菲律宾血统，因此这些球员就不能称之为“归化球员”。
国际足联章程中，在“球员身份管理规则”细节里有详细的描述，尤其是强调的“ancestry(血统)”，而且还特指那些父母或是祖父母一辈，而像曾祖父母这一辈就不再获得国际足联的认可。在国际体育报道中，常常使用的是“heritage rule(遗产规则)”、“Granny Rule(祖父母规则)”等这样的专用名词。类似于像菲律宾这样的球员，他们代表菲律宾国家队出场参赛，适用的是“Granny Rule(祖父母规则)”。
而在中国队战胜的小组赛第一个对手吉尔吉斯队中，则拥有另外一种身份的球员，譬如9号球员埃德加·伯恩哈德。他的父母都是吉尔吉斯人，他本人也是出生在吉尔吉斯。但在他5岁那年，因为父母前往德国打工，伯恩哈德跟随父母移居德国。后来，他的父母加入了德国国籍，而伯恩哈德在成年后也拿到了德国护照。像他这样的球员，就适用“heritage rule(遗产规则)。
这些球员与我们真正所说的“归化球员(naturalized player)”、“归化(naturalisation)”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像卡塔尔国家队以前爆出的“埃莫森事件”，埃莫森是名巴西球员，转换了国籍，代表卡塔尔队出战，他才是“归化球员”。如同现在都在呼吁让效力于上海上港队的巴西前锋埃尔克森加入中国国籍，他一旦转换了国籍并代表中国队出场，那才是真正的“归化球员”。
所以，将菲律宾队员称为“归化球员”，在概念上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很容易引起误解与误会，引发不必要的国际风波、乃至政治风波。换而言之，在这些不同身份、性质的球员中，一个核心点就是“血缘”。我们中文中所说的“归化球员”，是指那些与所代表的国家代表队所属国毫无血缘关系的球员；而拥有血缘关系的球员，则不能归入“归化球员”这一类中。
亚洲杯流行“后裔球员”
亚洲杯赛开战至今已经战罢两轮。在这两轮比赛中，真正的“归化球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这些“归化球员”能够在球队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更是消失殆尽。过去，中国球迷印象较深的是卡塔尔队中的乌拉圭球员塞巴斯蒂安，还有几名巴西球员。尤其是前者，更是中国队多年的“苦主”。但是，随着国际足联章程的修改，对于那些毫无血统、血缘关系而转换国籍的球员有了更为严格的规定，要求必须在居住地连续居住满五年后，才能代表居住地所在的国家队出场参加国际比赛，这让绝大多数国家都放弃了“归化”的计划。
但在放弃“归化”的同时，各国尤其是足球不发达地区或人口小国，开始琢磨“血统”、“血缘”关系，将那些拥有血缘与血统关系的球员召入队内出战。记者之前采访吉尔吉斯队时，伯恩哈德曾表示，“我们吉尔吉斯才600万人口，想找出高水平的足球运动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足协才想到了要去德国找吉尔吉斯后裔球员。”而更有意思的是，在这次亚洲杯期间，记者还遇到了一位德国来的吉尔吉斯记者，他告诉记者：他尽管是德国籍，但他出生在吉尔吉斯，也是从小跟随父母定居德国。如今，他除了给德国的报纸写稿之外，还从吉尔吉斯足协领受了一项任务：即在德国境内，寻找类似像伯恩哈德那样的球员！原因恰恰就在于：吉尔吉斯踢球的人不多，投入发展足球的资金也有限，所以只能另辟蹊径。
实际上，本届亚洲杯赛上，几乎每一支球队都可以见到这种“后裔球员”。当然，这样的“后裔球员”是有选择性的。以越南队为例，越南队的首发主力门将23号邓文林，他的父亲是越南人、母亲则是俄罗斯人。他从小在俄罗斯开始踢球，后来返回越南发展。据越南同行介绍，在越南要找到像邓文林这样身高达到1.88米的球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的母亲是俄罗斯人，这种混血让他在身高方面较其他越南球员拥有先天的优势。
换而言之，召入邓文林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越南球员“先天不足”，类似的还有像泰国队。此番在出征之前，泰国队的大名单中有一位身高1.99米的高大中后卫马科·巴利尼，他是出生在意大利，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泰国人。在去年11月份于万州进行的U21四国赛期间，中国队与泰国队的比赛结束后，中国国奥队主教练希丁克就直言：“泰国队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高个中后卫。”希丁克所说的就是巴利尼。当然，在最后确定23人名单时，或许是考虑到巴利尼是1998年出生的球员，才21岁，泰国队还是将其排除在外。但是，东南亚球队通过发掘这样有血统的球员，显然就是为了弥补身材的先天不足。
至于像黎巴嫩队、叙利亚队等从瑞典、丹麦等国联赛中召回的一些球员，这些球员则因为历史原因，中东地区的人口大量迁徙，同样也是因为血缘关系，使得他们能够入选。类似的还有巴勒斯坦队从智利、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召入球员。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另外一种身份和性质的球员是值得注意的。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夺取俄罗斯世界杯赛冠军的法国队，队内许多移民后代。由于法国历史上殖民过很多国家，这些原来的殖民国家的人们很早就来到法国生活，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球员已经开始融入到法国社会之中，类似像姆佩巴等球员。这些球员其实也早就不能称之为“归化球员”，而更像是“移民球员”，但他们的生活习性、对文化的认可程度等，与法国本土人并无两样。在本届亚洲杯赛上，类似这样的球员其实也有不少。最典型的就是几支阿拉伯球队。
过去，我们将卡塔尔队称为“杂牌军”、“联合国军”，就是因为归化了太多的没有血缘关系的球员。但如今的这支卡塔尔年轻军中，其实属于非洲后裔的球员有很多，但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很早就来到了卡塔尔打工，这些非洲后裔就出生在卡塔尔，从小也是在卡塔尔精英学院里接受培训并成长起来的。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已经完全融入了卡塔尔的社会中。所以，在演奏卡塔尔国歌时，这些球员都会演唱卡塔尔国歌。类似像这样的球员，在这些阿拉伯国家被称之为“expats player(移民球员)”。他们与传说的“归化球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球员。当然，部分还有与卡塔尔本国女子结婚后的后代，他们也属于这一类。其实，在中国，广州等地聚集了许多来自非洲的打工者们的后代，而国内显然还没有认可或意识到这个问题。
“归化”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很多细节性的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恐怕还是需要更谨慎地处理相关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