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道德审判席上的英超复赛计划

体坛周报全媒体驻伦敦记者 刘川

随着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称英国已熬过了疫情爆发的“高峰期”，各级职业联赛的重启工作也立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联赛组织方还未正式宣布重启日期和操作流程，但是诸如给比赛用球消毒，在赛前和赛后推行严格的检测和隔离机制，这类相应的措施和建议都开始频繁被媒体提及。不过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开始引发英格兰媒体的热议，那就是：过早地在疫情期间重启足球赛事，在道德上是否正确？

团结社会or撕裂社会？

在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首先需要审视圈内人士对重启联赛动机的解释。法国名宿图拉姆认为，足球赛事能提振整个社会的士气，为人们重新带来团结和归属感，“人们总需要一些事情吸引注意力和释放自己的情绪，足球赛事能让人们彻底放松下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忘却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它同时也能促进人们的交流，并让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感知到激情的存在。”

这看上去似乎是疗愈现在欧洲社会低落士气的一剂良药，不过英冠球队维康比主帅安斯沃斯却并不认可这一观点。英国不久前公布了截止到4月17日的全国确诊死亡案例分布图，这份数据显示光是在伦敦，几乎所有街区都有新冠死亡案例，唯一的区别是有的街区只有一两个有亲人亡故的家庭，而有的重灾区有多达20个。安斯沃斯提醒那些跃跃欲试的同行们，多少考虑一下那些患者和死者家属的感受，“在疫情还没结束的情况下，你让我现在率队比赛，我会有强烈的不安感。因为可能就在同一个街区，就在你庆祝比赛胜利的同时，而隔壁邻居的门外可能正停着一辆救护车，这种情况还是别发生为妙。”

有人认为安斯沃斯这一言论有道德绑架之嫌，因为即便没有现在的疫情，这个社会也处在欢乐和悲伤的情绪混合并存的世界里。但是现在正以医护人员身份奋战在抗疫前线的爱尔兰女足中场多拉·高曼则指出，至少在现阶段疫情还未完全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体育赛事还是可能在公众造成不太健康的情绪对立，“虽然在疫情爆发之前，我们在医院也会见证类似生离死别的悲剧，但现阶段的状况实在太过惨烈了，且这样的情绪也被更多地传递到了公众那里。医院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很多人的精神而言，足以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各界也担心过早地重启联赛，可能会挤兑现在紧缺的医疗资源。最明显的是现在的检测试剂，虽然各国都加大了试剂盒的生产，但是普通民众仍然无法做到自由检测。一旦球队恢复训练，势必造成极大的检测需求，因为球员和工作人员不可能一直呆在完全封闭的安全环境下，每天离开训练场和比赛场，都意味着当天的检测就此失去了意义，他们必须在下次重返球场时再次检测，这势必会消耗极其巨大的检测资源。 

英冠球队维康比主帅安斯沃斯

冒风险的不只是球员

球员和教练现在要面对的道德焦虑，也远不止这些。一方面，欧洲社会将在5月中旬陆续开始复工复产，他们感觉自己也有责任出来工作；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又实在太过特殊。比起自身要面临的感染风险，球员其实更担心自己在和外界密切接触之后，会感染家里的高危易感人群。

在之前媒体所讨论的各种重启措施和预案当中，人们总是在想如何让球员避免被传染，但是却忽略了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进入到社区传播阶段之后，球员感染后同样有极大概率传染给其他人。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教授施罗德·巴克就提醒外界在讨论复赛的话题时不要反过来在道德上绑架球员，“这（重启联赛）早已不是球员个人的选择，这同样涉及到其他可能被你伤害到的群体，比如球员的家庭，甚至那些在他们感染患病后必须前来照料的医护人员。”

安斯沃斯透露在维康比队内，就有球员有这样的现实顾虑，“我们就有一名球员平时和自己的祖母住在一起，如果提前重启比赛的话，我们将置他于何地？不要和我说这只是零星个案，因为一个球员现在所面对的这类风险，和可能造成的后果已经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了。”和需要提前复工的其他工种相比，足球赛事不可能让球员在比赛期间也保持社交距离，而让球员佩戴相应的防护装置又不太现实。

有意思的是，现在翻阅二战时人们的日记，你会发现在80年前，人们其实也在谈论体育在这个时候的尴尬处境。福特蒙特大学的社会历史学家马修·泰勒就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二战时的人们如果能在空闲时间进行体育活动，或是参加相应的赛事，他们同时也会立刻意识到，那些正在战场拼命的士兵可享受不到到这些快乐。这会给你带来一种强烈的负罪感，一些人至少会立刻感觉到不安或者不适。”

而这在当时也最终割裂成两类观点，一派认为体育在战时实在无关紧要，应该为其他事务让路；而另一派则认为，要想在这个时候维持平民的日常生活，让大家保持正常的心态和情绪，体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今在疫情中的情势也依旧如此，在一派人眼里体育似乎是（防疫）秩序的破坏者；而在另一派人眼里，球员又变成了健康社会秩序的捍卫者，甚至他们在同时还得甘冒风险，并做好在某种意义上随时牺牲的思想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