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疫后日记①：需要女人的狗狗

体坛周报全媒体驻意大利记者 王勤伯

（1）

Oliver快8岁了，它是一条需要女人的狗狗。

尽管Oliver从来不排斥男人，但它确实更喜欢女人。如果一个女人喜欢它，它就加倍地喜欢和讨好这个女人。

或许因为它是一条公狗，或许因为小时候它被遗弃在海边，是一群那不勒斯女人搭人梯把它救起来。

意大利因为疫情全国封禁的2个月里，Oliver没有见过任何狗朋友，更没有见过大小女主人之外的女人。所以他无法享受自己最热爱的那些游戏，例如在一群美国女生中间接受十几只手同时的抚摸，或是撵走别的狗，热情地把屁股凑到对方女主人面前请求抚摸。

5月23日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周末。尽管大多数人戴着口罩，尽管不少餐馆和酒吧仍然关着门或者只能送外卖，这却是意大利全国解封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人们以各种方式寻求重聚。

家不远处有个狗狗可以自由活动的围栏区域，我看到一家5口人在里面相聚。

很显然，封禁让这家人也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由于家访和聚餐仍然有风险，祖孙三代人选择了遛狗这种安全的方式，彼此保持距离，聊天也戴着口罩。

Oliver看上了约莫14、15岁的孙女。他径直钻入这个家庭圈，用屁股左左右右去蹭这位穿着连衣裙的小女孩，又去蹭她的母亲。

斯文纤细的小姐姐呵呵呵笑个不停，Oliver温柔地撞开他们家的小黑狗，把所有人的腿都蹭了一遍，又回过头来专心蹭小姐姐。

大约10、11岁的弟弟兴高采烈地欢迎闯入家庭圈里的不速之客，他搂着Oliver的脖子一阵猛夸。Oliver也用力地蹭他，之后又去蹭他姐姐和妈妈。

这家人里平时是父亲爱出来遛狗，他认识Oliver。

他试图纠正儿子雌雄不分，“不是‘她’，是‘他’，Oliver是条被阉割过的公狗。”

“但是，他发情了。”小男孩说。

“他也就是这个做不到。”父亲很无奈.

或许他想解释更多，但当下不是合适的场合。

就在这一刻，一条白色公狗来了。他的名字叫Marlon，是Oliver的好朋友，2岁，没有阉割过。

两条狗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Oliver立即冲过去，直接骑到Marlon后背上，腰部一阵起起伏伏猛烈抖动。

小男孩让他父亲快看，“你看，他不也做这个吗？”

（2）

狗圈围栏外独自走过一个长头发的意大利女孩。

她穿着一条质地轻柔的麻料阔腿裤，上身是一件短短的罩衫，肚脐周围一圈肌肤若隐若现，罩衫和皮肤之间的间隙刚好足够我的欲望钻进去，带着小虫爬过青草尖端的笨拙。

她挺着胸脯走向街边自己的汽车，金色阳光下，浑圆的臀部像是一个让人突然警醒的巨大生命时钟。2020夏天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突然闯进我的视线，剧中人用面罩蒙着脸，脚步悄无声息，只听得见秒钟的滴滴答答。

在过去2个月里，托斯卡纳的春天像往年一样爆裂地铺展在天地之间，但我在每个白天只能对它匆匆一瞥，在街上远远绕开每个像我一样戴着口罩的路人，在夜晚的寂静里听见乌鸦、猫头鹰在头顶作伴。

新冠疫情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接力棒一样的感染和死亡数据。而我身处一个疫情并不严重的地区，解封之后才开始感到到时时刻刻撞入眼帘的死亡气息。人们不是死了，是昨日的世界在死去。解封之后门可罗雀的酒吧、餐厅比比皆是，公园草地上多了几张无家可归者的床垫。床垫象征着他们对居有定所仍然无法切断的眷恋。

我经常去吃早饭的“阿根廷吧”卷帘门一直紧闭着。过去，他们会在餐吧外的橱窗下放置两个蓝白间条的坐垫，经营者是一对母子，劳动时间超长，儿子主要负责夜间卖酒，母亲是阿根廷人，负责做早餐。

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喜欢一边看报纸，一边听她和意大利当地人说话，以独特的方式展示她的个性，或者某种文化优越感。

有次一个意大利中年人点了咖啡，随即就问她能否快点，“我得抓紧了。”

她漫不经心地说，“什么？‘抓紧’？就你们意大利有这种乱七八糟的词汇。喝咖啡就得认真喝，你付了1欧元，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中年人真的就放慢了速度，像个被老师纠正过的小学生。

有一次她对我说，佛罗伦萨圣洛伦索市场附近一家小店里可以买到阿根廷产的焦糖牛奶酱，她每年圣诞节前都会去买。这是阿根廷人至爱的一种早餐配料，甜到发腻。

我说在网上就能买到，有3瓶一件的大包装，但我不买，我怕长胖。

“我知道啊。”她说，“所以我每年都是圣诞节前去那家店里买，吃完就不吃了。”

离“阿根廷吧”十步之遥是一家西西里人经营的餐吧，做早饭和午餐，父母亲、两个女儿外加一个女婿在一起劳动。这里是佛罗伦萨出租司机们的午餐据点，中午从12点到2点，常常拥挤到没有空座。 

他们开业了，店里也没有顾客，或者只有一个顾客，店外站着一个卖餐巾纸和打火机的黑人。

（3）

意大利何时可以复苏，什么是复苏的标志？

我认为，当成群结队的美国女孩重新出现在佛罗伦萨的街头，一切就可算是恢复正常了。

没有美国女孩的佛罗伦萨，就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古城。过去她们随处可见，我并不太多留意。在3月份她们接到本国撤离令集体离开后，我才发现她们原本是这个世界至关重要的荷尔蒙。

佛罗伦萨是吸引美国学生最多的意大利城市之一，在这里每个角落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每个街区都被他们打搅过，因为他们白天里看上去人畜无害，（周末）晚上却总是忍不住在住处聚集喝酒狂欢。

我和我的狗见证的当然是美国女生最积极和最美好的一面。她们无论春夏秋冬都敢于把睡衣穿上街（尽管她们不认为是睡衣），她们胖嘟嘟的脸上写着easy-going和I’m so excited，她们总是准备好为任何一种新鲜事物惊喜尖叫，她们面对意大利的任何一种食物都会赞不绝口，而不是像法国人一样斤斤计较。

她们甚至不会对意甲球队的质量斤斤计较，每场佛罗伦萨比赛后，都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美国女孩从弗朗基球场走回市中心，仿佛对比起当地人，她们不仅从事体育更积极，看足球也更积极。

还有，她们普遍很喜欢狗，尤其是Oliver这样的公狗，Oliver认识她们。Oliver在大街上遇到一群美国女孩，一定会二话不说直接冲进她们中间，女孩们就像炸开了锅一样，尖叫不停，oh! so cute, so lovely, oh how I miss my dog，十几只手或几十只手伸向Oliver。

如果Oliver走在一群美国女孩身后，他会像一头拼命拉车的牛不顾一切地向前拽，直到追上她们，用狗鼻子奋力往其中一人身后某处顶去。

“哦！”遇袭的女孩发出一声尖叫，然后又开心地和伙伴们围住Oliver庆祝这次相遇。

荷尔蒙是一种味道，也是一种态度，狗狗很清楚这一点。Oliver如此喜欢女人，但在路遇一群意大利女孩时他不会表现出同样的直接和主动，意大利女孩不会把睡衣穿到街上，她们时尚又不过分招摇的美常常也是在提醒公狗们注意保持距离。

我很肯定在几个月后，佛罗伦萨人会提起《美国女孩在意大利》那副经典摄影作品。

那张照片就是二战后意大利复兴史的象征。1951年，来意大利旅游的美国女士妮娜丽在佛罗伦萨遇到了暂居此地的女摄影师奥特金。妮娜丽同意为奥特金担任模特，让她跟拍自己在佛罗伦萨的旅行生活。

其中最著名的一张发生在佛罗伦萨市中心，一群男人对着飘然而过的妮娜丽嬉皮笑脸，还有人把手放在自己私处。在那个被历史轰炸扫射到千疮百孔的欧洲，这些美国女孩飘洋过海带来的是没有历史也没有创伤的美丽。

后世喜欢把这张照片视作“公共场合性骚扰”或“带有调戏意味的搭讪”，然而主角妮娜丽一直否认自己感到冒犯或恐惧，她曾对一位采访者说：“你是男人所以你会这样想。意大利男子懂得欣赏女人， 能被欣赏也不错。我完全没有被冒犯。”

这样的历史不仅在二战之后，在一战之后也曾发生。然而，这一次历史将彻底不同，美国本土不再是无创之地。3月份接到电令撤离意大利，很多美国女孩回国后将经历她们想要逃离的一切。

更糟糕的是，在欧洲看惯了各国都是公共卫生专家和病毒学家出来发言，在美国却需要面对一个推荐注射消毒液或服用羟氯喹的总统。羟氯喹不是已被证明无效且有害吗？这并不要紧，对于特朗普和博尔索纳罗，它早已不再是新冠药物，而是大流行病时代的民粹口香糖。只可惜，这糖的毒性直刺心脏。

（4）

从3月中旬到现在，我没有再写过一篇关于意大利疫情的文字。

我当然知道，世界正在经历危机，疫情中的危机，或疫情后的危机。

我也知道，有一些人试图让另一些人相信，他们有办法解决危机，就像马德兴认为足球运动发展存在历史客观规律。

我还知道，另一些人既可以相信任何人，也可以不信任何人，因为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他们生活原本的危机。

例如我。

例如，有时候我很疲乏，有时候我很苦恼，有时候我很愤怒，有时候我很惶恐，有时候我很绝望，有时候我很高亢，有时候——通常我很努力，偶尔我深感沮丧。然而，这些情绪并不值得分享。我从来不相信分享幸福可以加倍幸福，分享悲伤可以减少悲伤。我更偏爱分享快乐和俏皮，就像分享节奏欢快的南美音乐，就像分享我和Oliver的荷尔蒙——纯粹的荷尔蒙，它把我们抛入憧憬、欲望和想象的波峰和波谷，却不总是关乎幸福和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