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兴:22家俱乐部消失 资本盛宴是时候结束了!

马德兴05-25 08:47

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马德兴述评

5月23日,中国足协发布公告,宣布确认四家中甲俱乐部、七家中乙俱乐部存在欠薪行为且未能解决而被取消相关职业足球俱乐部注册资格。同时,参加今年三级职业联赛的共55家俱乐部也正式公示。相比上赛季,除因中甲扩军、从中乙多升级递补两家之外,减少了9家中乙俱乐部。据统计,从上赛季后期至此次足协公布,总共有22家俱乐部从中国足球版图上消失。消失的原因无非是资金不足,不得不说,过去十年来主导中国足球发展的“金元时代”已经迎来一个转折点。

职业足球受制于经济大环境

职业足球发展的两大基本要素一是足球基础本身,二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此多的中小职业足球俱乐部宣布退出,不得不说与当前国内经济发展大环境不无关系。

近几年来,围绕着国内中小企业生存越发艰难的报道与消息未曾断过。至2019年,全国中小企业总数虽已突破4300万家,但企业平均寿命周期却不足三年,并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当然,也有光鲜的时刻,像美国《财富》杂志今年1月最新发布的2019年世界500强榜单显示: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中有129家来自中国,超过美国的121家,“中国军团”第一次傲视群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来对照中国的职业化足坛,实际上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存在着依然烧钱不断的所谓“豪门”俱乐部,更有“失血过多”、仅仅生存短短几年时间就宣布退出或解散的俱乐部。

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中国职业足球的版图相比过去专业足球时代,最大的变化就是在于:中国足球的重心由过去的华北与东北地区向东南与沿海地区发展,也就是转向经济发达地区。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辽宁队这样一支专业化时代的“十冠王”队伍,转入职业化初期就曾遭遇过降级,几经起落之后,“生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最终只能宣布解散。这与辽宁所处的东北目前经济大形势其实是吻合的。

相比之下,中国足协官宣新赛季参加中甲球队的18家俱乐部中,出现了四家来自江苏的俱乐部即南通支云队、苏州东吴队、泰州远大队和昆山FC队,这将创下中国二级职业联赛的新纪录。此外还有中超的苏宁队,中乙的盐城以及南京杨帆两家俱乐部,55家职业俱乐部中共有7家位于江苏,这恐怕与江苏作为国内一个经济强省这样的大背景不无关系。

所以,如果将当下出现的问题与原因全部都归结于中国足协,恐怕也是有失偏颇的。当然,作为最高管理部门的足协,肯定是需要承担责任,特别是在整个职业足球发展的引导、政策的拟定等方面,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任由“金元”主导的后遗症

反赌扫黑之后,资本的大量介入迅速掀起足球热。但是,这种“热”仅仅只是“资本热”,也使得中国足球的发展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本来,足球运动的发展主要靠调动人们对足球这项运动发自内心的热爱以及积极性,从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球员,一如当年张引教练培养出“辽小虎”那样,以及徐根宝培养出的以武磊等为代表的上海东亚队一样。但是,当大量资本全面涌入时,个体因无力追求价值增长受益,好苗子随时会被资本侵吞。于是,类似“辽小虎”、“根宝模式”便在这样的环境中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在“投机”取代“热爱”、资本全面介入中国足球后,原本基础孱弱的中国足球提前跨越进入“资本垄断行业”。凭借资本的力量,加上相关管理部门的推动,很快让中国足球看上去是进入了“高发展与快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大集团化”、“大资本化”、“高集中化”,最终是走向“寡头垄断化”。而亚冠联赛的冠军更让人对恒大式的成功模式坚信不疑。

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是:资本的快速成长来源于产业的附加值;资本的快速积累与对成功产品的复制。于是,当河北华夏幸福、天津权健等这样的“暴发户”式俱乐部杀进中国职业足坛时,大资本加剧了这种“寡头垄断”。资本的本性是逐利,于是他们组建梯队时四处挖人、球员身价虚高等等,都是各种真实的体现。在相关部门的配合呼应下,人为抬高了中国职业足球的所谓“行业标准”,从而让俱乐部的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于是,中小俱乐部当然难以承受重负,最终只能血本无归后不得不宣布退出。

某种程度上,今年迄今为止累计22家中超、中甲、中乙以及中冠俱乐部先后宣布退出,或许可以理解为这个行业的又一次“大洗牌”。但是,足球不同于其他产业或经营行业的根本之处在于:足球的社会化程度以及全民参与度是其他产业或行业难以相比的,“寡头垄断”模式在足球领域内反而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只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俱乐部像细胞那样根植于基层与基石之中,职业足球才会有真正的发展空间与前景。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中国职业足坛的“退出潮”,就是“金元足球”所留下的严重“后遗症”。如果不真正认清职业足球的本质,则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之路将无路可走。

“大跃进”下盲目扩军恶果

在大资本的推动下,作为足球管理者的相关部门为迎合所谓的大形势,缺乏理性指导,一切以数字作为评价的标准与依据,盲目追求所谓的“规模效益”。这种盲目性的必然结果是导致企业(俱乐部)发展不良,进一步加剧资金紧张。

以中乙联赛为例,2014赛季,中乙共有17家俱乐部(南区为9家、北区为8家),至2015赛季则变成了16家(南北两区各8家)。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做出了扩军的决定:每个赛季增加四家俱乐部,南北两个区各增加2队。于是,直至2019赛季,共有32家中乙俱乐部。换而言之,短短四年,中乙俱乐部增加了16家。

坦率地说,以目前中国的地域范围,32家中乙俱乐部并不算多。可问题在于:一方面俱乐部的运营成本在大资本的涌入之后呈现几何式增长;另一方面,从事这些运动的球员人数并未与此成正比例增长。如此畸形的发展状态,在俱乐部资金紧张、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只能是选择破产退出。

与此相类似的是2017年创建的青超联赛。按最初设想,青超联赛仅仅只是全国青少年足球比赛中一个“补充性”赛事,与以U系列主导的赛事并存。但在“大跃进”思维指导下,为扩大规模与所谓的影响力,青超联赛由创办之初的三个年龄段、80多支队伍,突然变成了五个年龄段、400多支队伍,看上去规模短期之内迅速翻番。可当一支球队全年21场U19青超比赛一场不胜,且只进1球、净失263球之时,这样的比赛意义之于青超联赛本身以及球队本身究竟何在?

某种程度上,这次“大洗牌”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可以让更多人从这种“大跃进”中清醒过来。从事足球最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并不是靠着一堆漂亮的数字就可以完成的。

足协应该放宽准入标准减负

当我们在总结、反思此次中国职业俱乐部重新“大洗牌”之时,中国足协相关部门其实需要对前几年“大跃进”思维主导下拟定的相关“准入标准”重新进行评估。相关标准全面放宽,目的就是给中小俱乐部“减负”。

以俱乐部梯队建设为例,日本职业联赛起步之时只是要求必须要有梯队,如今J1、J2则是要求有U10、U12、U15、U18四级梯队,J3的标准更宽松。而韩国则要求K1到K4最少一支梯队、多则不限。本来,中超联赛在老“18条”中要求是三级梯队;2016年拟定的标准要求是到2019年必须至少三级梯队。但在2017年12月,中国足协重新下发的《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2018年版)》中,明确要求新赛季中超和中甲俱乐部要下设至少5支不同年龄段层次的青少年梯队,分别为U19、U17、U15、U14、U13;而中乙俱乐部也要求下设至少4支梯队。至2019年1月3日,足协又下发了增加和调整《准入规程》的新通知,相对2017赛季准入规程,又增加了7项内容,包括规定中超球队在2019赛季必须拥有女队,提倡将各梯队球员送往国外训练和比赛等等。

看上去这样的规定和要求甚是“高大上”,但问题在于:这些规定能够实施并执行下去吗?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三级俱乐部都要成立U13梯队,这些未满13岁的小球员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因为众所周知的体、教之争,在俱乐部注册的球员无法代表学校参赛,这就让进入俱乐部梯队的小球员日常文化课学习成为问题。

至于像“必须带女足”的问题,设想很好,而且世界足坛很多地方都在实施这样的方式,但他们并不是“强制性”的做法。  

可以这么说,2017年以及2019年两次公布的“准入标准”,完全脱离了中国足球的实际发展情况。所以,面对当下的“退出潮”,中国足协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尽快调整准入标准,给现存的俱乐部“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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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兴

体坛周报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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