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登珠峰不止于高 更是最好的纪念

《户外》总编辑杨波

    5月27日11时，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8名攻顶队员次落、袁复栋、李富庆、普布顿珠、次仁多吉、次仁平措、次仁罗布、洛桑顿珠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完成峰顶测量任务。

    在此之前，中国对珠峰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测绘和科考工作，1975年和2005年曾经两次测定并公布珠峰高程。1975年的珠峰高程测量，中国首次将测量觇标树立在世界之巅，测得珠峰海拔高程为8848.13米。2005年珠峰高程第二次测量，首次在珠峰峰顶利用冰雪雷达探测仪测量冰雪厚度，获得珠峰峰顶岩石面海拔高程8844.43米，这也是近年来我们所遵循采用的珠峰海拔数字。

    今年这是第三次珠峰高程测量，除了树立测量觇标，用雷达探测仪测量雪深，用GNSS接收机通过北斗卫星进行高精度定位测量，队员们还使用重力仪进行了重力测量，这也是人类首次在珠峰峰顶开展重力测量。

    这一次珠峰攀登的意义不止于高程重测，也是对珠峰北坡首登60周年的最好纪念。

    1960年5月25日凌晨，中国人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站在了珠峰之巅。在他们之前的登顶记录仅有1953年5月29日的新西兰人埃德蒙德·希拉里和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以及1956年5月23日瑞士登山队埃·施米特，尤·玛尔米特、阿·列伊斯、格·贡钦。上述6人均是从南侧登顶，三位中国人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批从北侧登顶珠峰的人。

    在中国并不算长的登山史上，这是一件与开天辟地无异的大事。甚至对于当时的整个中国而言，也都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建国后的《人民日报》发过三次有关体育的号外，第一次就是登顶珠峰，后两次是申奥成功和北京奥运开幕。首次攀登活动耗费几乎相当于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的全部经费，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当时国家对于此次攀登的看重。

    我采访过这三位登山老前辈，早年攀登珠峰真可以用凶险万状来形容，他们这些突击队员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刘连满在8700米的海拔处甘做人梯，助队友翻越第二台阶去冲顶，自己留下来，想着必死无疑，还将剩余的氧气留给队友，万幸活了过来。王富洲和屈银华下撤路上发生滑坠，也是幸运被岩石挂住绳索止住，才能活着下山。

    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攀登珠峰依然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1993年，中国登山队王勇峰在登顶下撤时因为高山反应严重缺氧，右眼暂时失明，最终依靠在废弃营地里发现的残留氧气瓶，才得以独自返回山下，因为严重冻伤，失去了三个脚趾。中间失联长达28小时，山下队友几乎都以为他凶多吉少。王勇峰后来成为中国登山队队长，是这次珠峰高程测量活动的总指挥。

    1996年，珠峰攀登史上最黑暗的一年，包括著名登山家罗布?霍尔、司各特?费希尔在内的15名登山者在攀登过程中遭遇暴风雪不幸丧生。其中单在5月10日的事故中就有8人遇难，是珠峰史上遇难人数最多的单次事故之一。悲剧的亲历者之一，美国Outside杂志的记者乔恩?克拉考尔据此写出《走进空气稀薄地带》，详细讲述了当时的遭遇，成为登山史上最畅销的书籍。

    在珠峰攀登商业化日渐成熟之后，危险性终于得到根本的改变。基本原因在于两点，一是高度精确的商业气象数据服务，过去天气因素几乎是珠峰攀登路上最大的阻碍，1996年死伤惨重的悲剧就是因为遭遇严重的暴风雪，现在的登山队伍都会根据精确的天气预报安排行程，在较好的天气窗口展开攀登和冲顶。不过，这也带来一个副作用，好天气周期期间，攀登线路上格外拥挤，堪比交通大堵塞，长时间的等候，有时候带来意外的死亡事故。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路绳修通到顶的商业服务措施。登山者们循着路绳上升和下降，将登山过程中的迷路、滑坠等意外风险降低到了最小，大大提升了登顶概率和安全性。事实上，在这次珠峰高程测量活动中，在8名队员登顶的前一天，即5月26日，6名冲锋修路组的队员多吉次仁、旦增罗布、顿巴、次仁罗布、扎西贡布和多吉将路绳铺设到了顶峰，他们也是这个大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珠峰攀登季里，第一批登顶珠峰的人员。

    一个少为人知的消息，5月28日上午，珠峰高程峰顶测量活动完成的第二天，一支小型的商业攀登队伍也成功登顶，登顶者里甚至有一名年龄还不到16岁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