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足总公布性侵丑闻调查报告 谁纵容了恋童癖？

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 霍尔顿

2016年11月16日，时年43岁的前英格兰职业球员安迪·伍德沃德面对《卫报》采访，公开讲述了自己11岁时曾遭青训教练性侵的悲惨经历，并呼吁更多受害者挺身而出，揭露足坛这不为人知的黑暗篇章。受到伍德沃德的感召，一夜之间，无数有着相同经历的受害者站了出来。人们惊讶于孕育希望的青训学院和英才中心竟曾令大批儿童或青少年感到绝望，质疑、谩骂和反对投向英足总，时任主席克拉克将此事件描述为“英足总历史上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

这次英国足坛重大性侵丑闻持续发酵，面对民众彻查真相的要求，足总委托皇家律师克莱夫·谢尔登对1970年间至2005年发生的性侵案进行调查。克拉克当时承诺会配合各方调查到底，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历时4年，足总终于在本周三下午正式公布谢尔登的调查报告，报告长达710页，谢尔登开篇即向受害者致歉，因为“这起调查令幸存者们等了太久”。而力主调查的克拉克，已在去年因歧视性言论辞去足总主席一职。

谢尔登对此解释道，推迟公布调查报告是因为希望等待更多涉事俱乐部结束其自行展开的调查，以收集更多证词与证据。其中南安普敦至今没有完成对队史臭名昭著的青训教练鲍勃·希金斯的调查，谢尔登建议足总待圣徒得出结论，再更新这份报告。

这份对1970-2005年足坛儿童性侵问题的独立调查报告分为八章，本文只详述摘要的重点部分。之所以将调查集中在这35年间，除了已知性侵案多数发生在此期间之外，也与英足总的改革不无关系。足总组织僵化、贪腐事件与金融犯罪等问题积弊已久，工党执政期间对此重拳出击，独立足球委员会（IFC）应运而生。自我监管的相对完善，使得足总“只调查，不处理”的情况逐渐改善。而在2005年，IFC发布了对足总保障制度的详细调查，认为足总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指导、培训、管理和信息都非常专业、全面且多元化”。肯定了足总在保护儿童与青少年方面的努力与成效。

依照英国犯罪信息数据库截至2020年8月7日的统计显示，在1970-2005年间，英足坛出现大量的性侵事件，其中嫌疑人为240名，受害者则多达692人，数字触目惊心。涉事俱乐部既有顶级豪门，也有业余球队。青训藏污纳垢，犯罪者以足球为掩护，利用球探或教练身份毁掉无数孩子的人生，为何迟迟未被发现，直至酿成恶性事件，其所属俱乐部以及英足总究竟负有哪些责任？

通过对几大代表性恶人的调查发现，多数俱乐部对这些青训教练的异常之处有所察觉，但均未采取应对行动：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自然当属本奈尔（上图），其罪行横跨上世纪70、80、90年代期间，涉及曼城、克鲁与斯托克城三队。本奈尔分别在1975-1979年末和1981-1984年初任职曼城兼职球探、教练及运营，而在1979年-1981年这段未在蓝月工作的时间，有证据显示，他持续向与曼城有关联的初级球队推荐小球员，并将他们输送给曼城。曼城高管知道有关本奈尔的流言，并对其行为感到担忧，部分工作人员私下似乎曾提到本奈尔是个“恋童癖”，也意识到有小球员在其家中过夜。俱乐部并未对此展开调查。

本奈尔在1985年1月-1989年9月和1990年8月-1992年1月期间于克鲁任职。柴郡警方调查报告显示：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克鲁对本奈尔的犯罪行为知情。调查团对警方的结论并无异议，但克鲁方面提供的资料表明，俱乐部曾有3名董事讨论多对本奈尔的担忧，主席可能从曼城方面收到相关信息，当时一名高级警督建议对本奈尔保持观察，但主席并未照做。

在1992-1994年间，本奈尔来到了斯托克城任青年队临时教练兼球探，有证据显示，球队工作人员对于康奈尔恋童谣言有所耳闻，却未采取措施。

第二是鲍勃·希金斯，其受害者名单多达百人。他在1974-1989年间长期供职于南安普敦青训系统，起初是俱乐部球探与当地代表，而后升迁，在1980-1989年间担任青训发展官员。目前已知信息显示：70年代期间，曾有一名对希金斯行为抱有怀疑的校长联系过圣徒，工作人员间有传闻称，希金斯为男孩们提供“肥皂水按摩”；1989年2月，圣徒学徒揭发希金斯性侵恶行，随后希金斯离开球队，而俱乐部直到6月才将此事告知警方。

1994年8月-1995年8月，希金斯赴彼得伯勒担任U16主帅，虽然他在此期间并未受到指控，但向他提供这份工作的，正是英足坛另一大罪行累累的儿童性侵犯——基特·卡森。

第三，卡森被指控在1978-2009年间性侵多名11-15岁的男孩，他的案件在2019年1月7日于剑桥开审，而审判初日，卡森便死于车祸，逃脱法律的制裁。他在1983-1993年间任诺维奇青训教练，有传言称他离开球队是因为同小孩“胡闹”；1993-2001，卡森任彼得伯勒青训主管，在此期间吸引了同类希金斯，并将后者引荐给球队；2001年，卡森入职剑桥联任人才发展主管，2004-2005年10月，升任青训主管。

第四，泰德·兰福德。2007年，兰福德承认曾在从事足球期间对4名男孩实施猥亵及严重猥亵的罪名。他为阿斯顿维拉工作多年，在1976（或更早）至1980-81赛季担任俱乐部球探，同时主管一支与维拉关联紧密的青年队。随后他加入莱斯特城，担任球探并主管一支同蓝狐关系紧密的青年队，直至1987年。1987-1989年，兰福德回到维拉供职，1989年5月，有人向俱乐部投诉兰福德在一次瑞典行中有不恰当的性行为，7月，维拉将兰福德开除，但未向警方报告此事。

第五，克里斯·吉勒。吉勒在1971-2002年供职于女王公园巡游者，最初是球探，1979年升任青年队发展主管，最后主管青训。无数前QPR学徒指控吉勒曾有性侵行为。而在1987-88赛季，有一名青训球员揭发吉勒恶行，俱乐部展开调查，但从医生提供的证据来看，QPR认为球员的指控毫无根据。

第六，弗兰克·罗珀。此君在1960年代末-1980年代末任布莱克浦球探，与青年队关系紧密。他前科无数，且均被警方记录在案：1960年、1961年、1965年和1984年都被判猥亵未成年人罪名成立。由于时代所限，俱乐部缺乏获取犯罪信息的机制与渠道，没有证据表明布莱克浦对罗珀的犯罪经历知情。但在罗珀任球探期间，俱乐部知道他经常给小孩送钱或者礼物，甚至资助他们出国旅行，却并未起疑，是为失察。

第七，埃迪·希思。又一个罪行累累的恋童癖，祸害球队无数，包括热刺和切尔西，却从未因其所犯罪行而遭到调查或起诉。1.莱顿东方（1960-1967），有雇员知道队中男孩会去希思公寓；2.热刺（1967.3-1968.6），部分学徒曾对希思举动起疑，但由于这两段经历不在调查追溯期内，所以未做详述；3.切尔西（1968.6.1-1979.11.30），希思担任蓝军首席球探，参与小球员训练，当时一名前助教曾指控希思行为，且与时任代理主帅商量办法，此事不了了之，切尔西未提起重视，严重失察；4.米尔沃尔（1980-1981，仅4个月），担任青训球探，但时间过短，不足以引起球队警觉；查尔顿竞技（1981.11-1983.12），任青训发展官员。

第八，乔治·奥蒙德。性侵惯犯，2018年2月的初审中，被主审法官描述为：针对小男孩的掠夺性施虐者。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为纽卡斯尔联扮演着各种角色，还因向小球员提供往返于住处与训练基地的接送服务而得到了“地鼠”的绰号。期间他在加入纽卡前的犯罪行为败露，引起英才中心一主管和官员的注意，但俱乐部行动迟缓，直到7个月后才将希思开除，且未上报高层和警方，“巨大失败”。

上述证据取自各俱乐部提供的资料与其自查报告。谢尔登认为，俱乐部对性侵丑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忽视犯罪信号、不采取行动、向高层/警方隐瞒、处理缓慢以及没有对揭露罪行的男孩及其他球员提供足够的保护种种应对手段，最终助长了犯罪的发生。

相对俱乐部而言，足总有小错无大过。谢尔登的调查结论是，英足总早期并没有儿童保障方面的意识，由于缺少相应培训，导致俱乐部和工作人员对此知之甚少。直到1998-99赛季，这一问题才得到重视，各级联赛俱乐部的青训和英才中心都被要求接受相关培训。而在1995年，本奈尔带队参加美国行期间，被曝出在佛罗里达性侵队中一名男孩，足总后知后觉，这才意识到足球并不对体育幼童性侵丑闻免疫。在此之前，足总对一切并不知情。在1995-2005年间，英足总的应对行动迟缓，一直没有出台实际措施，这是无可辩驳的重大缺陷。

谢尔登在报告中向足总提出13条强化儿童安全保障的建议，其中包括：安排家长/监护人、球员/青训球员接受保护培训；足总董事会/高管、俱乐部高管每3年定期接受一次保护培训；指派一名高管专门负责保障问题；开展倾听儿童声音的“五年计划”；要求业余球队出台保护政策；在现有基础上增强对业余球队的抽查力度；保证俱乐部安全保障官员定期向董事会汇报相关事宜，英超和英冠的保障官员必须由专人全职担任，且有薪资收入，英甲英乙允许兼职，但必须保证50%的工作时间；足总每年定期发布保障报告，必须包括主席声明；发起相关社媒及网络运动；设立一个专门与足球安全保障相关的全国性日期。

上述建议却遭到诸如《泰晤士报》首席记者亨利·温特等业内人士的奚落，评论亦认为谢尔登作为一个“外行”，将这些实行已久的措施作为建议放进官方报告中，令人贻笑大方。这些对足球运动抱有优越感、对弱势群体缺乏同理心的男性行家或许更期待谢尔登能够创新，对此，一位名为“安珀”的女球迷回复温特的话却不无道理，“虽然有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落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应该接受审查。我觉得，对如何发现性侵和提出不引导问题的答案进行更多培训，将是一件好事。”毕竟，管理制度再完善，落实不到位也只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