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益唯：压垮八冠王的最后稻草是足协无视自定规则

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严益唯述评

2010年初广州恒大以远超市场的价格从申花购入郜林，重新估值中国职业足球，如今看来这一事件可以作为金元足球开始的标志，从此恒大开启了“八冠王”这样一个中超空前的王朝，随后随着中国地产大佬们纷纷不计成本地携带巨额资金进场，中超联赛也进入了长达十多年的金元足球时代。尽管金元足球的开始从广州恒大开始，最后以广州足球俱乐部被剥夺职业联赛资格作为结束，似乎是广州恒大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八冠王”其实也有过与地产企业进行债务切割，全身而退的机会的。只是因为中国足协对俱乐部财务监管规则形同虚设，成了压垮“八冠王”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8年底，中国足协公布了《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其中“财务标准”一项，对中超俱乐部准入划了一条红线：所有者权益应为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一“红线”比中国房地产企业后来遭遇的“三条红线”提前了8个月，距离俱乐部投资方恒大地产集团首次出现债务违约也早了33个月。

这条红线，本来是可以成为拯救广州足球俱乐部脱离母公司2019年之前所挖的财务陷阱的救命稻草。换言之，如果2019赛季前，中国足协能够严格按照这一标准审查俱乐部的准入，或许会促成当时的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有机会与恒大地产进行债务清理和切割的。因为，当时恒大地产本身有能力也应该有意愿，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将之前投入俱乐部的巨额资金当作股权投资以及赞助费用而非借款。如此一来，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以及后来的继任者广州足球俱乐部将不会像现在这样，需要背负恒大集团几乎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只要从2019年开始能够量力而出，即便恒大地产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俱乐部的生存了。

但是，2019赛季前，当时的恒大淘宝俱乐部非但没有理会准入新规进行清债，而且还变本加厉，投入巨额资金一口气引进了韦世豪、高准翼、张修为、何超、刘奕鸣等年轻的顶级内援。尽管公开信息显示这些球员的转会费为2000万元，但据业内分析，这五名球员的实际转会费约为4.5亿元，而且这五名球员的年薪也很高，比如韦世豪的税后年薪也高于2000万元。这些巨额的投入，明显违背了当时中国足协对俱乐部财务的监管规则。比如，2018年12月20日出台的《中超俱乐部财务预定指标（2019-2021）》要求，中超俱乐部2019年的投入不能超过12亿元，球员的工资占比不能超过总支出的65%，国内球员最高年薪不超过税前1000万元人民币（参加亚洲杯，世界杯预选赛的国脚可以上浮20%），2019年俱乐部投资人对俱乐部的投资不能超过6.5亿元等等。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当时引进这五名国内球员，显然并没有遵行这些财务监管。

当然，当时的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无视足协的财务规则，最大的责任应该是中国足协。毕竟，按照当时的准入规程，恒大淘宝俱乐部是无法向中国足协隐瞒俱乐部的账本的。换言之，中国足协对于恒大违规引进韦世豪等球员，应当是知情的。中国足协既没有按照当时财务约定指标对违规的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进行处罚，而且2019赛季的准入审核中，更是没有严格执行“所有者权益为3000万元”俱乐部财务标准红线。但凡中国足协当时对自己所颁布的这些规则稍微重视一点，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都可能有机会与母公司恒大地产进行必要财务上的合规切割，不至于受到此后恒大地产的债务违约的冲击影响俱乐部的生存。如果当时不违规引进韦世豪等五大内援，俱乐部也不会像这次这样因为欠薪的原因倒在准入的门槛前。尽管广州足球俱乐部按照规则仍然有申请仲裁的权利，但是如今再来与恒大地产进行债务切割，显然为时已晚。

总之，中国足协2018年底颁布的上述对俱乐部财务监管的规则显示，中国足协当时对金元足球导致的俱乐部财务安全隐患已经有足够的重视，也及时采取了行动出台了相关监管政策。根据以上时间线的梳理，恒大等地产资本投资的足球俱乐部在母公司出现大规模债务违约前有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可以全身而退的。令人遗憾的是，在实际操作时中国足协却完全无视自己所定的规则，使得监管形同虚设，使得恒大等高度依赖地产企业的俱乐部失去了在债务上与房地产企业切割的最后的窗口期。虽然中国足协置规则不顾，放任恒大盲目加码投入，将地产足球的繁荣强行延续了一些时间，恒大足球在2019年夺得了中超第八冠，但因为巨额债务累累还是无法避免破产清算日子的到来。2019年中国足协无视自己颁布的规则导致监管形同虚设，最终却成了压垮“八冠王”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