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普拉蒂尼：被放逐的国王

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沈天浩发自特伦托

“10天前，我收到瑞士司法机关的来信。这个整整持续了10年的故事，终于结束了。”说这话的是普拉蒂尼，场景是《米兰体育报》在特伦托举办的第8届体育节。尽管现场的公众大多没有在现场看过普拉蒂尼踢球，但当他走进圣琪娅拉音乐厅的会场，掌声依然经久不息。此前，人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普拉蒂尼在公开场合亮相，他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经历得太多，不免显得有些疲倦。

采访者利卡里对普拉蒂尼开起玩笑：“你有个‘特别的纪录’——你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主动向税务机关申报‘贿赂’的人。”时间倒回2016年，普拉蒂尼是时任欧足联主席，并被认为是下一届国际足联主席的热门候选。然而就在布拉特倒台、国际足联陷入混乱的时刻，普拉蒂尼也被卷入其中，只因为一笔200万瑞士法郎的“顾问报酬”。

普拉蒂尼没有回避。他苦笑着说道：“我们当然可以聊更多美好的回忆，但说到这件事，当一群人决定要摧毁你，生活确实会很难过。你被剥夺了所有工作、所有热情，还要学会承受……生活从来不容易，但足球的美妙之处在于，只要球在脚下，你就有机会打出漂亮的反击。总的来说，国际足联先付了我一笔钱，随后为这笔钱对我发起了指控……”

这段复杂的经历，关乎普拉蒂尼的第三段足球人生——他曾经是世界上最好的球星，又短暂地成为教练，后来进入足球世界的政坛。三种身份里，普拉蒂尼最喜欢哪一个？他的回答毫不迟疑：“当然是穿着球衣的那个。球在脚下，你能享受比赛，又能在意大利这样美妙的国家踢球，那种感觉是无可取代的。”

意大利后裔的意大利记忆

普拉蒂尼的父亲叫阿尔多（Aldo），一个非常典型的老意大利名字。他的父母都有意大利血统，父亲的家庭来自皮埃蒙特大区，母亲一边则来自东北部的贝卢诺。“不过我父母都是在法国出生的，我算第三代移民。小时候，家里只讲法语，我对意大利语几乎一无所知。1982年加盟尤文，我们其实是用英文签的合同。我对意大利的最初印象是碎片化的：父亲的老家在马焦雷湖附近，我们偶尔会去那儿度假，有时候也去亚得里亚海滨的切塞纳蒂科。足球层面上，我记得60年代拿到冠军杯的米兰双雄、1970年获得世界杯亚军的意大利国家队。”

意大利名记贾尼·布雷拉曾经说过：“普拉蒂尼在法国当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当法国人。”当事人表示深以为然。“我喜欢意大利的什么？小时候的那些假期，在意大利进的那些球，在国家队面对迪诺·佐夫的梅开二度。不喜欢意大利的什么？足球记者！现在，我想要重新去认识意大利。球员时代去各个城市踢比赛，你熟悉的无非是球场、酒店、机场、高速公路，即便是去维罗纳这样美丽的城市也不例外。这次在特伦托参加完活动，我会去帕多瓦看大教堂，之后去威尼斯，以匿名旅行者的身份，重新探索这个国家。”

意大利显然也喜欢普拉蒂尼，即便他所效力的尤文图斯是该国最受欢迎、也最被嫉恨的俱乐部。靠什么赢得敌对阵营的心？“当时，我来自足球版图中存在感稀薄的法国，却遇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意大利足球，法国有的是‘观众’，意大利则盛产‘球迷’，两者完全不同。或许我对足球的态度更法国，而不太意大利，但对我来说，足球永远是一项游戏，一种激情。”

普拉蒂尼当年来到意大利，本可以披上蓝黑色的球衫。法国人当场予以证实：“确实如此。我那时候已经和国米签了预合同，但当时意大利足协还没有重新开放外援政策，我们只能等待。于是我回到了圣埃蒂安继续踢球，不巧的是在一次比赛中脚踝严重受伤，国米也重新进行了考虑。待到意大利终于对外援重开大门，国米签下了普罗哈斯卡。待到1982年，我收到了尤文的邀约，出于尊重给国米方面打去电话，贝尔特拉米和马佐拉说（我加盟尤文）没问题，而他们即将签下汉斯·穆勒，填满两个外援名额。”

“为了普拉蒂尼，我们只花了一块面包的钱，但后来在上面涂上了一堆鹅肝酱——当然，这是他应得的。”贾尼·阿涅利如此形容尤文与法国人的故事，表示其身价低廉、但日后工资逐年提高，总额变得相当可观。普拉蒂尼笑言，这其实也是自己的功劳：“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博斯曼法案，球员合同到期后可以自由转会，但在当时还不是普遍现象。在法国，球员工会当时为此斗争了很久，我所在的那一代，是第一批真正能自由转会的球员。”

从巴黎到海瑟尔

当时，普拉蒂尼与圣埃蒂安的合同即将到期，尤文因此只花了128万法郎，就得到了这位巨星。可这段故事的起初并不美好，普拉蒂尼几乎不像是普拉蒂尼。“那时候我得了耻骨炎，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尤文队内有6名新科世界杯冠军，很多人对我能不能融入意甲表示怀疑，媒体压力也很大。”有一天，普拉蒂尼和博涅克一起去见博尼佩尔蒂，坐下来对他说：“主席，我们不是想抱怨，只是有些地方得调整一下。如果你买来的是普拉蒂尼，就应该让普拉蒂尼踢出他自己的足球，而不是将他套进一套1940年代的意大利体系里。”

很快，一切开始变得不同。普拉蒂尼改变了尤文的历史，而他为斑马军团带来的，不只是队史上的第一座大耳朵杯。“和保罗·罗西、贝特加、塔尔德利、卡布里尼这些人一起踢球，我们让尤文变成了一支更讲究有球配合的球队，而不是和此前一样，更仰仗西沃里、查尔斯、博尼佩尔蒂们的个人发挥。可惜的是，我们在雅典那场决赛（1983年冠军杯对汉堡）输了——我一直和博涅克念叨，如果那一晚赢下来，我们本可以连续拿下四座冠军杯。那支球队真的非常强大，但足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更好的一方并不能总是取胜。”

普拉蒂尼将会很快找回胜利的感觉。先是与法国国家队：1984年，高卢雄鸡站在欧洲之巅。在普拉蒂尼看来，他和蒂加纳、吉雷瑟、费尔南德斯组成的中场，与日后梅西-伊涅斯塔的那支巴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更重要的是，这次胜利彻底改变了法国足球：“你得明白当时的法国是什么情况，我们之前从没赢过任何团队赛事。欧洲杯让法国人明白，原来我们也可以去赢得一些什么。”普拉蒂尼在当届赛事5场打入9球，在巴黎高举德劳内杯。结束假期回到尤文基地，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可等待他的是博涅克手中的一大桶水。

浑身湿透的普拉蒂尼，在接下来的赛季中与好友博涅克一道，将尤文推上了欧洲冠军的宝座，尽管决赛的过程充满痛苦。与此同时，普拉蒂尼连续三年获得金球奖，顺便包揽意甲金靴，还在洲际杯的进球被取消后，留下了标志性的庆祝+抗议动作。他无所不能，魅力四射，却在率领尤文登顶欧洲后的两年就决定退役，时年32岁。为什么？

“1985-86赛季对我来说非常艰难，我一直在和伤病斗争——是滑囊炎，疼得厉害，我几乎整整一年都在吃止痛药，有时候只是为了能正常走路，这样的慢性疼痛让我感到极度厌倦。海瑟尔惨案也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我们虽然赢了，但那场比赛的气氛像地狱一样。那之后，我再也无法用同样的心情去看待足球。其实，我确实可以再踢几年，只要愿意改变位置，少进球，多组织，大概是像皮尔洛后来那样踢，但我不想勉强。”

足球政坛的权力游戏

“退役后，我考虑过彻底告别足球，却很快接到了国家队的电话，他们邀请我去执教。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教练证、没有经验，但我又没法拒绝。于是，我成了法国国家队主帅。在那之后，我又受邀成为1998年世界杯的组委会主席，他们希望能借鉴1984年法国欧洲杯的组织经验，所以就找到了我。那也是命运的安排。”

“因为组织法国世界杯的缘故，我与国际足联有了更深的接触，也认识了布拉特。有一次在新加坡，他问我：

‘你想不想当国际足联主席？’

我回答：‘不，我不想。’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当国际足联主席意味着什么，我忙着组织世界杯，不能兼顾别的。”

“不过，后来我成了布拉特的顾问。也是那段经历让我明白，要想在足球世界里有真正的“分量”，你必须有合法的权力来源。这种合法性，来自选举：如果你只是顾问或秘书——那是被任命的，没有真正的权力；但如果你是通过选举获得的职务，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决定参加欧足联的选举，后来也竞选了国际足联的席位。几年后，欧足联主席宣布将离任，于是我就加入了竞争。当时的情况很复杂：那位主席（约翰松）原本表态要卸任，结果却食言了，我本该大获全胜，结果以27-23险胜。”

回忆起那段时间，普拉蒂尼百感交集。相比之下，此前的球员生涯和早期的从政经历，于他而言要开心得多。采访者利卡里提问：对普拉蒂尼足球生涯影响最大的三个人是谁？得到的回答如下：安托万·雷丹，他是我在南锡队的教练，那支球队的灵魂；雅克·朗贝尔，他是1998年世界杯组委会的总干事，一个完美的组织者。

两份礼物与一个号码

另一个呢？普拉蒂尼没说，但答案并不难猜。1991年，贾尼·阿涅利庆祝70岁生日，将场地选在了巴黎的马克西姆餐厅，普拉蒂尼带着一个特殊的礼物赴会：他的第一座金球。

“这真的是纯金的吗？”阿涅利笑着问道。

“别开玩笑！如果真是纯金的，我就自己留着了。”

4年后，在普拉蒂尼的40岁生日宴会上，阿涅利也带来了自己的礼物。一个小足球，铂金的。真正的“普拉蒂尼”（注：普拉蒂尼的姓氏，在意大利语里有“铂金”之意）。

时至今日，很多尤文球迷企盼普拉蒂尼的回归，或许是因为他们支持的球队正在陷入一个重建循环，几乎永无止境。对此，普拉蒂尼的回答很现实：“有些爱不会重来。此外，如果真的能够重归足球世界的管理层，我想为整个足球界的利益而努力，而不是为某一支球队。”

普拉蒂尼留下的尤文10号，也在许多年间换了不少主人。他谈到这一号码的象征和变化：“贝利、马拉多纳和巴乔，他们更像是9号半。我是个中场，更像真正的10号。”也正是因此，普拉蒂尼认为齐达内才是自己的10号接班人。“皮耶罗是我之后的尤文象征？球迷们确实是这么说的。迪巴拉用侧卧的进球庆祝致敬我？我很感谢他。博格巴很好，但他其实也不是个10号……耶尔德兹？我其实不认识他，他是10号，但踢的是边路。这也是足球的当代趋势——原本属于传统10号的创造力，越来越多地被放在球场的两翼。看看罗纳尔迪尼奥、梅西、内马尔……”

“尤文给我的，比我给尤文的更多。”普拉蒂尼如是说，换回全场的一片掌声。“现在的很多球员喜欢说，希望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俱乐部的历史。我不太喜欢这样的表述——你要做的只是为俱乐部全力征战，至于是否能够载入史册，决定权在球迷。”在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普拉蒂尼是否也会后悔？“不会，我太过骄傲。即便是1982年世界杯与德国那场3-3的半决赛，我们最终在点球轮盘赌中输了，但那是我人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一晚，你无法想象那种情绪的震荡：从狂喜到绝望，从希望到愤怒——一切都发生在两个小时里。即便是在音乐、戏剧和电影这些介质中，你也无法获得这样的情感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