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王勤伯：哪里才是足球的家？

文/王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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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是足球的家？2026世界杯期间，当我走在墨西哥城的街头，常常这样问自己。

“足球回家”（La pelota vuelve a casa）——这是墨西哥城街头随处可见的标语。墨西哥人没有太多解释，为什么这里——阿兹台克球场——就是足球的家，只是提到：贝利和马拉多纳都曾在这里加冕为王。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届自己认为终生难忘的世界杯，但1970年和1986年两次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始终在足球历史中散发着独特的魔力与芬芳：一支是被广泛认为世界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一位则是以最灿烂的个人表现帮助球队夺冠的巨星。

无论日历翻到哪一年，当我们再度看到那些模糊的影像片段，仍然会被深深折服，并心怀感激——世上竟然有足球这样的运动，能在瞬间把我们的童年、青春都挤进一滴珍贵的泪水里。

“等我长大，一定要去到这里。”

6月的一个雷暴停歇后的傍晚，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人生中第一次坐在阿兹台克球场的看台上。比赛尚未开始，我瞥见身边一位同行，正在电脑屏幕上写下两行字。我没看清她具体写了什么，但看到了那两个熟悉的数字：1970和1986。

我不知道她将在这样宏大的开头之后，如何完成一整篇文字。也许我也带着同样的开头走进球场，但我最终收获的，是另一场与那些伟大球星无关的叙事。因为他们已经远去，就像我们逝去的亲人。我们在这里纪念他们曾经的存在，如同站在“亡灵之路”（Camino de los Muertos）上，永久等待一场归来，直到我们自己也归去。

墨西哥历史上第三次迎来世界杯，却以一种略显尴尬的方式。作为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之一，墨西哥人选出的女总统，眼见着邻国那位“比谁都懂”的领导人，在世界杯抽签仪式上领取了一座名为“FIFA和平奖”的巨大奖杯。

墨西哥和加拿大在这届世界杯的主办中，只扮演了格外边缘的角色—八强产生之后，世界杯就彻底离开了这两个国家。扩军至48队的本届世界杯共有104场比赛，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只主办了13场，美国独揽78场。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中，只有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在墨西哥踢过一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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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世界杯在墨西哥的谢幕战，是7月5日墨西哥队在阿兹台克球场迎战英格兰。与墨西哥人含蓄的标语不同，英格兰人始终高调喊着口号“让足球回家！”（Football's Coming Home）。在这个现代足球发源地眼里，捧起世界杯冠军奖杯，才是足球真正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但我们究竟能在哪里看到英格兰人对“足球之家”所拥有的主权？在阿兹台克回顾足球的历史，首先不得不承认：正是以贝利、加林查、马拉多纳为代表的南美人改造了这项运动，成功将其“去英格兰化”，才使它如此充满魔力，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得如痴如醉，让孩子们看过一眼便终生沉醉其中。

在德国教练图赫尔的带领下，英格兰队凭借功利、保守的踢法，以3比2战胜了墨西哥。墨西哥2026世界杯主办权与国家队的征程，随着同一声终场哨响一同结束。英格兰人带着“让足球回家”的口号和幻梦，转战美国，直到在半决赛中被梅西的魔法淘汰出局。

正是在墨西哥输给英格兰之后，我隐隐约约看到了足球之家的方向。人们在看台上唱起了何塞·阿尔弗雷多·希门尼斯的那首歌《国王》：“纵有钱财，纵无钱财，我永远做我想做的事，我的话就是王法。”

就像《美丽小甜心》（Cielito Lindo）一样，在阿兹台克，同一首歌曲在同一场比赛中已被反复传唱，中场休息时，甚至有Mana乐队主唱亲自献唱《国王》。墨西哥人动情地唱着：“我没有王座，也没有王后，没有人能理解我，可我依然是那个国王。”

西班牙音乐家华金·萨比纳曾这样评价《国王》的作者何塞·阿尔弗雷多·希门尼斯：“他比这个世纪里的任何人都更能体现墨西哥的灵魂。”

这位只活了47年的创作歌手，写下了20世纪墨西哥音乐最灿烂的一系列作品。这些歌曲，常常是他在小酒馆里酒过三巡后，随手写在一张餐巾纸或便签上的，如同街头足球高手在戏耍中连过数人，把皮球送进无人看守的小门。

《国王》能引发几乎所有人的共鸣，歌词交织着人生的执着、挫折、痛苦与高亢。何塞·阿尔弗雷多·希门尼斯去世前不久，曾目睹1970年世界杯，他与足球也有着不解之缘。他出生在外省，因父亲早逝，年幼时便不得不来到墨西哥城谋生，做过一些卑微的工作，在餐馆当服务生期间开始写歌。同时他也踢球，司职门将，先后效力于奥维耶多和马尔特俱乐部，参加过墨西哥甲级联赛。

或许正是在马尔特俱乐部效力期间，他看清了自己在足球上的天赋远不如音乐——他的队友兼位置竞争者是安东尼奥·卡瓦哈尔，后者曾被评为20世纪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最伟大的门将，连续五次代表墨西哥出战世界杯，是创下这一纪录最早的保持者。

何塞·阿尔弗雷多·希门尼斯的音乐，像极了加林查、马拉多纳这些改变了足球历史的巨星。他始终拒绝学习现代音乐理论，只为不让即兴创作才能受科班束缚。他的音乐形式是传统的墨西哥民歌兰切拉（ranchera），内核却高度摇滚，因此既能被佩德罗·因凡特这样的传统歌手演唱，也能被墨西哥摇滚代表Mana乐队翻唱。

他的音乐始终折射出普通人强烈的挫折与欲望，酒精作用下的高亢与抑郁，情感的跌宕起伏。就像那些绿茵巨星的足球，在日益程序化、模块化的工业世界里，人们如此容易在他的歌声中，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并为之痛哭流涕。哪里是足球的家？这个问题恰如，哪里是音乐的家？没有哪个国家、组织或个人能够宣称拥有它，因为，家就在我们的主动脉和泪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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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兹台克球场返回市中心的路上，司机停下车，寻找最合适的路线，好把我们送到离旅馆最近的地方——因为在闹市区，聚集的人群已造成交通瘫痪。

“输球也要庆祝？”

“是的，我们墨西哥人就是这样，我们庆祝一切。何况，今天我们的国家队踢得很精彩。”

世界杯结束后，当我从纽约回到意大利，在短短几周内，又目睹了那位“FIFA和平奖”创办者的一系列表演：先是向世界各国足协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表态是否支持他的世界杯私有化计划，随后又在反对声中灰溜溜地收回计划。我不禁想问，这些决定足球命运的人，为什么如此傲慢地认为自己是这项运动的所有者？

足球到底属于谁？当我看到那些喝得醉醺醺、到处怂恿别人被抛上天（¿Quiere volar¿）、对胜利和失败一样庆祝的墨西哥人，看到那些情绪高低起伏、严重脱离现代工业标准与商业规范的激越表达，我看到了足球的另一种伟大——它的抵抗属性。足球的真相，并不属于那些西装革履、操纵巨额资本的家伙。很多时候，一个热爱足球的疯子和醉汉，仍然可以在一个瞬间、一句话、一个动作里，痛击他们所有人。

每当我对足球世界里的种种事情感到失望，我总会想起一位家人说过的一句话，它让我立即感到自己奔腾的心跳，感到泪腺的分泌，看到家的方向。他说：“足球永远不会被玷污。”

本文原载于第945期《足球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