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指出,我们党找到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两个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独特创造,必将永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册。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他律与自律的辩证统一,把外部监督与内在修身紧密结合,为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和完善筑牢了哲学根基。八十多年前的“窑洞对”,抓住了他律的价值要义,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提出“自我革命”,将自律推向管党治党的前沿,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不是简单的补充与并列关系,而是自律与他律相互支撑、相互转化的独特创造。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不仅仅是一种民主态度,更是一个在权力系统上用外部性力量撬开持续输入负熵的通道。历史与现实表明,一个组织越庞大、执政越长久,内部信息就越容易失真,层级链条对批评意见的接纳度就越容易被弱化,这正是“其亡也忽焉”的组织学根源。人民监督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它不依赖组织自身的反馈回路。群众的质疑、舆论的鞭策、各界人士的建言等等,构成独立于组织内部评价之外的外部参照,倒逼权力运行正视问题、及时纠偏。新时代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如果没有外部监督所积累的压力与线索,仅靠党组织内部的自查自纠,很难持续深挖盘踞在权力网络深处的腐败问题。
但另一方面,他律依然存在自身的限度。外部监督可以揭露显性失范行为,却很难触及体制机制深层症结;能够对已经暴露的问题形成惩戒震慑,却不能从根源上培育防范风险的内生自觉。外部监督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即监督者本身也需要被监督、监督的链条不可能无限延伸。西方所谓的竞争性“民主”,依靠多党制与民主宪政、权力制衡作为外部约束,但由于政治过程的周期性断裂与治理责任的稀释,无法保证竞争中的胜出者在下一周期里不会出现新的“政怠宦成”。由此可见,他律能够划定权力运行底线,却无法产出持续向上的内在组织动力。因此黄炎培谈到的“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的境况,单凭外部监督无法彻底清除。
正是立足他律的局限,“自我革命”作为第二个答案应运而生。权力运行逻辑是“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所以“自我革命”在长期执政的政党实践中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找到并实现“自我革命”,离不开其独特的结构性优势,即“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关键的是,党的自我革命组织层面制度化的自律,绝非个体道德修养的简单放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慎独”“正心修身”的理念,为自我革命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传统修身的指向是个体的道德完善,但是“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可能带来“独善其身”的保守退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实现了从个体伦理层面到组织政治层面的提升:它不仅是党员个人的道德自省,而是党组织在制度、纪律、思想、组织等各维度上的结构性自我检视和修复。中央八项规定的刚性约束、民主生活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巡视制度的全覆盖、党内法规的严格执行,这些机制的共同特征就在于把自律从主观道德自觉转化为可观察、可问责、可落实的组织实践。自我革命不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预设之上,而是基于对权力腐蚀性的清醒估计,主动将自律制度化的必然尝试。
他律和自律不是两套割裂的方案,而是相互构成、彼此赋能的内化结构。二者结合的深层逻辑在于:他律为自律提供“外在校准”,自律为他律提供“内化通道”。
他律的“外在校准”,在于避免“自说自话”。人民群众对腐败的痛恶、对政策效果的评判、对形式主义的反感、对官僚主义的愤慨,往往先于组织内部统计、汇报材料形成。把这些外部信号制度化纳入自我革命进程,就会形成外部的参照系,迫使自我革命不能只革已经暴露的问题,也要去革自身不易察觉的、隐形的思想问题。反过来,自律的“内化通道”就是把外部监督划定的“不能做什么”,转化为党员“不愿做什么”的持久倾向。人民监督可以形成“不敢”的震慑,但只有在党内形成对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的集体认同,对变质变色风险保持高度警觉,才能做到问题未被外部发现之前主动自查自纠。
这种“合律”结构正是“独特创造”的理论内核。西方政党理论认为,政党自我扩张的倾向只能依靠外部力量来制衡,政党自身不被期待具有自我否定、自我净化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方案,让我们党同时承担“被监督者”和“自我监督者”的双重角色,并推动二者在同一进程中相互影响、彼此制约。这不是对西方外部制衡思路的简单否定,而是问题框架的置换:命题不再仅仅是“用外部力量来限制权力”,而是“一个以人民名义执掌政权的政党,如何持续地让自己配得上这个名义”。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称为我们党的“独特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问题就此一劳永逸得到解决。这一创造的深刻内涵,在于清醒认识到这一历史性难题不可能一次性彻底解决,必须持之以恒与之进行斗争。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不只找到了两个答案,更是把“答案”本身变成了一种开放的动态结构:他律不让自律沉迷于自我叙事,自律防止他律沦为外在的、与组织生命无关的压力。历史周期率问题不会因为政党找到解决方案就自动消失;只有当政党持续置于外部检视与自我检视的双重检视之下,这一历史问题才能被持续破解。他律与自律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这才是“独特创造”最值得把握的深层要义。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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